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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艾娃 貝隆 — 阿根廷史上的奇女子
2021-03-01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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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第一夫人艾娃貝隆 (1919-1952)的遺容。

 

艾娃 貝隆 — 阿根廷史上的奇女子

 

作者/劉敦仁

 

英國著名現代音樂劇作曲家安德魯.洛伊德.韋伯 (Andrew Lloyd Webber 1948 -) ,自1973年電影主題曲 ‘耶穌基督超級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 響徹雲霄後,1994年的舞台音樂劇 ‘貓’ (Cats) 轟動全球,1996年以阿根廷的總統夫人艾娃.貝隆(編按,台譯伊娃.裴隆)一生傳奇性的故事為背景譜寫的 ‘艾薇塔’ (Evita) 而再度震撼全球;到2004年他的音樂舞台劇 ‘歌劇魅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更是登峰造極,到2012年創造了美國百老匯舞台演出一萬場的紀錄。

 

與韋伯多年來的合作夥伴提姆.萊斯 (Tim Rice 1944-) 兩人攜手創作,一個作曲,一個填詞,用古典歌劇的方式,創作出容易為現代人接受的輕歌劇形體,在全球中,凡是對音樂有感悟的愛好者,莫不對他們的作品讚不絕口。

 

 ‘艾薇塔’ 是一部嘔盡心血的不朽之作,兩人自1976年開始研究艾娃的故事,而先譜寫了經典之作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並邀請了英國著名影星及歌星裘莉.科維頓 (Julie Covington 1946 - ) 灌製成唱片後聲名大噪。

 

接下來在英國倫敦 ‘西端’ (West End) 愛德華王子劇院 (Prince Edward Theatre) 從1978年搬上舞台,一直到1986年結束,八年中上演了3176場。英國女歌唱家伊蓮.佩姬 (Elaine Paige 1948 -)

 

 英國倫敦西端愛德華王子劇院在1978年演出 ’艾薇塔‘ 音樂劇的海報。

 

扮演艾薇塔角色,通過她的演技及歌聲獲得英國提名的最佳女主角獎,其他獎項更是接踵而來。

 

就在英國開始上演一年後,1979年,兩人又將該劇在美國百老匯以兩幕音樂劇搬上舞台轟動一時。’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一曲作為舞劇開始時的插曲,到劇終前由女主角唱完全曲,緊扣著觀眾的心弦。由於該曲旋律優美,歌詞感人,深受歡迎,由此在歐美等地得到音樂界的高度評價,並相繼在多國舞台上與觀眾見面。

 

1996年該舞台劇經改編後搬上銀幕,製片人原先考慮由美國好萊塢著名影星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1942 -) 或是麗莎.米雷麗 (Liza Minnelli 1946 -) 擔任艾娃角色,經過慎重考慮,最後選拔了由美國另一位著名演員及歌星瑪丹娜(Madonna Louise Ciccone 1958 -)  擔任。她在全劇中不僅展現了動人的歌喉,並且將女主角艾娃的個性及感情表現得恰到好處。

 

‘艾薇塔’ 一劇是描述阿根廷在上世紀中一個窮苦人家的十五歲少女瑪莉亞.艾娃.杜阿爾迪 (Maria Eva Duarte 1919-1952),如何從草甸地區的農村托爾多斯 (Los Toldos) 到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步一步地掙扎奮鬥的故事。

 

1944年阿根廷發生大地震,當局舉辦賑災慈善活動,艾娃在慈善會上遇到當時頗有政治勢力的國防軍上校胡安.貝隆 (Juan Peron 1895-1974) 相識,兩人隨即墜入愛河,次年結為夫婦,1946年貝隆成功當選為阿根廷總統,艾娃也成為第一夫人。

 

 阿根廷首都 ‘紅宮’ 的全貌。

 

胡安.貝隆與第一任妻子奧內莉亞.蒂頌 (Aurelia Tizon 1902-1938) 早在1929年結婚,他們結婚時,貝隆已經是三十歲,而妻子才十七歲,曾擔任教師工作,不幸在1938年因罹患癌症去世。直到七年後1945年與艾娃結婚,雙方年齡相差為14歲,和他及第一人妻子歲數的相差幾乎一致。

 

貝隆當選總統後,曾有促使艾娃競選副總統一職的意願,但是因為艾娃是女性,而且出生低微,遭到軍方及特殊階級的反對。艾娃自己也沒有捲入政壇的慾望,為了輔助丈夫,她擔任了內閣的衛生及勞工部長職務,目的要為社會上無助的女性和孩子們爭取公平福利,特別是在關懷窮困民生及工廠勞工薪資的調整等,獲得了民眾的普遍好評。

 

由於她的出生卑微,不僅參與政壇高層活動的權利受到阻礙,連她計畫想主持政府福利機構的工作都遭到抵制,於是她在1948年創立了 ‘艾娃貝隆基金會’ (Eva Peron Foundation),給窮困的婦女及孩童們經濟上的支持,獲得社會勞動階級的一致擁護。

 

雖然她在政府中沒有擔任重要職務,由於對社會底層的關愛,她的地位日漸上升。1949年她創立了 ‘貝隆女性黨’ (Female Peronist Party),她擔任了黨主席一職,總統貝隆受到她的影響,對工會組織等工人的福利日漸重視,由此增加不少對他的政治支持度。就在貝隆政治地位日正當中時,艾娃不幸罹患頸宮癌,健康情況日漸惡化,即使在政府大廈陽台上為群眾講話時,都需要貝隆在一旁攙扶。

 

 

 艾娃貝隆身患重病時,在首都 ‘紅宮’ 陽臺上向群眾發表告別演講,貝隆總統在一片扶持著她的身軀。

 

為了挽救她的生命,艾娃經過了頸宮切除手術,並且接受剛問世的化療治療,成為拉丁美洲第一位接受化療的病患者,不幸回天乏術,於1952年7月26日晚上8時25分與世長辭。享年僅33歲。

 

頃刻之間,阿根廷首都陷入一片哀悼中,參加瞻仰艾娃遺容告別禮的群眾達三百萬之眾。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所有花店鮮花均斷貨,需要從全國各地緊急調運往首都,甚至遠至智利訂購鮮花。雖然艾娃沒有政府的重要官職,政府卻用國家元首的禮遇為艾娃舉行國葬。是阿根廷自1816年獨立以來首次為一位女士舉行如此隆重的國葬。同時天主教會為她舉辦了最崇高的安魂彌撒。

 

艾娃貝隆去世時,首都近三百萬群眾列隊瞻仰艾娃最後遺容的場面。

 

貝隆總統曾計畫為第一夫人建立一座紀念碑,將其遺體安葬在紀念碑中。卻在施工期間,貝隆因1955年遭到軍人政變而出走巴拉圭,再轉往西班牙,直到1972年重新回到阿根廷,結束了長達17年的放逐生涯。

 

筆者在西班牙求學時,正是貝隆總統被放逐在馬德里期間,所以電視和文字媒體上經常出現佔有重要篇幅的新聞報導。貝隆選擇放逐到西班牙,是因為他和佛朗哥關係不一般。早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義大利在法西斯墨索里尼統治下,貝隆曾被阿根廷政府派遣到羅馬擔任阿根廷大使館武官,期間是否受到法西斯的影響,歷史學家說法不一。只是他日後的政治思想及理念中,幾乎處處隱約地反映出法西斯主義的精神。

 

實際上早在1945年時,因為軍方內部的矛盾,對貝隆在政治上的威脅產生不滿,而將其逮捕關押達一週之久,經過工會及勞工階級的抗議,最後軍方不得不將其釋放。他獲釋後即攜同艾娃在政府大廈陽台上向三十萬勞動者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並允諾帶領他們走向更為富強的道路,次年的大選中,貝隆以壓到性多數當選為總統。

 

艾娃在擔任第一夫人時,曾於1947年到歐洲訪問,在西班牙受到佛朗哥元帥及葡萄牙總統沙拉薩 (Salazar) 的高規格接待。但在訪問梵蒂岡時,教宗沒有舉行隆重歡迎儀式,僅僅贈送了一串玫瑰經,至於瑞士及英國都是始料不及的冷遇,當然他們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因為艾娃不是傳統特殊階級的一員。

 

貝隆放逐到馬德里,受到佛朗哥的保護,雖然有平靜的生活,但這並非貝隆所期待的。由於筆者在1964年離開了馬德里,所以對他後來如何歸國等情節,直到筆者在1999年到阿根廷參觀訪問時,才再次有機會對他和艾娃的淒迷故事做了較為深入的瞭解。

 

世界各地均以 ‘艾薇塔’ 的名字稱呼艾娃,是對這位受到尊崇的第一夫人極為親切而少見的暱稱。在西班牙文中,對女性名字的最後一個母音 ‘a’ 改為 ‘ita’,如 ‘Eva’ 改為 (Evita) ,就是家庭中對幼小孩子的暱稱。而阿根廷大眾對艾娃直接稱呼為 ‘艾薇塔’ (Evita),就是用對幼小孩子的暱稱轉化為對她帶有親切感的尊重和敬仰。

 

筆者夫婦於1999 年2月前往阿根廷訪問,5日那天專程到 ‘瑞科勒塔公墓’ (Recoleta Cemetery) 瞻仰貝隆總統的第一夫人艾娃貝隆墓地。這座公墓是1822年開始對公眾開放的,迄今為止,已經有四千六百多座墓穴,其中不少是家族的陵園。還有國家元首,作家,第一位拉丁美洲榮獲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及諸多名人等,被公認為是全球最美的十大墓園之一。整座墓園的設計猶如城市的規劃,每條主要幹道兩旁栽種有樹木花壇,所有的墓穴或家庭陵園,就好像生活在那裡的居民住宅。墓穴及陵園前豎立著許多出自名家之手的雕塑,儼然是一座精緻的博物館。

 

   筆者妻子在首都公墓瞻仰艾娃貝隆時,在她家族陵墓前留影,右邊最上端的銅匾就是艾娃貝隆的墓碑。

 

我們來到艾娃的墓地,先是有點吃驚,因為她並沒有和貝隆總統合葬,而是安葬在杜阿爾迪家族陵園中。筆者試圖從他們過去歲月的生活點滴拼湊起來,才對貝隆總統自被放逐到馬德里後再回到阿根廷的始末,有了較為具體的瞭解。

 

1961年他在馬德里認識了阿根廷的舞蹈演員伊莎貝兒.瑪爾迪內茲.貝隆 (Isabel Martinez de Peron 1931-) 兩人隨即於11月15日在馬德里結成連理。

 

因為貝隆總統的匆忙被放逐到巴拉圭,尚在施工的艾娃紀念碑,被接管的軍政府下令停止繼續建造,艾娃的遺體也從此神秘失蹤。經過了約十七年的無影無蹤,到1971年在義大利米蘭的一座小教堂裡發現了艾娃的墓穴,上面刻著的是假名瑪麗亞.曼吉 (Maria Maggi) 。經過驗證後確認無誤,貝隆和夫人伊莎貝兒決定將艾娃的靈柩運到馬德里,並因其夫人的大度,將艾娃的靈柩暫厝在寓所餐廳的餐桌邊,以防萬一。直到1972年貝隆被允許回國後,將艾娃的靈柩一同運回國。

 

國際坊間曾經有過一段未經證實的傳言,阿根廷政府認為艾娃的出生卑微,不具備安葬在國家元首陵園的資格,所以不允許她的遺體和貝隆總統合葬。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艾娃的靈柩最後安葬在杜阿爾迪家族陵園中,目的是避免其遺體再度遭到破壞。因為第一次失蹤尋回後,發現其遺體在運輸中受到破壞。為慎重計,在她家族陵園中,艾娃的靈柩安葬在地下五公尺深處,中間有兩道活門用水泥密封,密封上層還安葬了她家屬另一位靈柩,這樣就沒有任何人能隨意去破壞而萬無一失了。

 

我們在杜阿爾迪家族陵園前瞻仰時,大門緊鎖,大門的左側最上方鑲嵌著刻有艾娃貝隆名字的銅碑,參觀者見到此景,莫不受她一生為阿根廷貧窮婦女及兒童嘔心瀝血的精神所感召,也對她身後無法與夫婿同寢一穴而感到不平和惋惜。說明她的人生際遇沒有誰能予以改變!

 

值得欣慰更為感動的是,貝隆總統的第三任夫人對艾娃的安息提供了大度無私的協助。貝隆回國後不久在1973年再度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在這之前他先後擔任過兩任總統 (1946-1952,1952-1955)。

 

在他擔任第三任總統時,他的夫人當選為副總統。不幸在就任一年後,1974年貝隆總統因病去世,伊莎貝兒接替為總統。兩年後,軍政府再度發動政變,將伊莎貝兒解職。

 

艾娃自擔任第一夫人開始,沒有一天停止為爭取女權而奔波,然而在大男人主義的社會裡,公開或是背後的詆毀與抵抗,幾乎無日無之,卻並沒有令艾娃因此而退縮。她拒絕擔任副總統一職,就是感到在男人操控的政治體系中,與其站在對立面而得不到任何好處,不如退而求其次,設立基金會,直接給弱勢婦女和兒童謀取福利。

 

一直以來,阿根廷的社會不僅女權的被踐踏,經濟狀況也是起伏不定。筆者與妻子在1999年訪問時,就感到阿根廷的物價昂貴,幣值不穩定。2015年再度訪問時,當地財政依然故我。走在商業中心,街頭到處是公開的黑市交易,見到貌似旅遊者,立即會趨前低聲詢問是否需要換取阿根廷貝索? 其交換價格較銀行略為高一些,這令筆者回憶起在1950年時代,台灣的美鈔黑市交易都是隱藏在小商戶裡面,不是識途老馬就無法登堂入室。

 

雖然經濟條件並不如一般所想像那麼穩定,另一邊反映出來的是阿根廷人的享受習慣性。喧嘩的酒吧四處林立,稱為 ‘西班牙後裔烤肉’ (Sardor Criollo) 的烤牛肉餐廳幾乎是高朋滿座。由於義大利後裔佔絕大多數,基因裡討旅客便宜的傳統習性也隨處可見。

 

 筆者在阿根廷烤肉店觀賞其製作時留影。

 

阿根廷探戈舞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舞蹈,為發展觀光旅遊,探戈表演成為賺取外匯的重要場所。為方便起見,我們在第二次訪問布宜諾斯艾利斯時,特地選擇了在觀賞探戈舞蹈表演場所的隔鄰酒店。入場券含有晚餐,票價不菲。進入演出大廳時,只見裝潢古典,氣氛優雅,顧客入座後,服務員即遞上紅酒,筆者淺酌了一口,不由皺起眉頭。

 

不久服務員前來問候,並期待希望顧客提出對酒水的正面意見。他沒有預料到,筆者用了在義大利的習慣,直截了當地告訴他,阿根廷孟多莎 (Mendoza) 地區的葡萄酒享譽全球,一邊指著手中的酒杯幽默地說,這裡面所盛的紅酒似乎不是地道的阿根廷酒。

 

服務員一聽便知遇到了識途老馬,立即取了兩杯不同品牌的紅酒讓筆者品嚐,其色澤及味道果然不同凡響。妻子在旁略帶微笑,她知道筆者在旅途中是從不會受到一丁點兒欺負的。

 

 筆者在首都觀賞探戈舞開幕前,淺酌當地出產的葡萄酒。

 

探戈舞蹈表演場所的商業行為,和出生於貧窮農村、畢生奮鬥為爭取女權的艾娃沒有任何的關聯,只不過在她辭世四十年後,阿根廷的社會似乎仍然處於貧富不均,爾虞我詐的環境中,不由得回想起阿根廷國會在1952年還通過給艾娃授予 ‘國家精神領袖’ 的尊稱,為的是感謝她的貢獻,她的無私和慈愛,在貧窮婦女及兒童心目中,就如同宗教界裡的聖人一般受到他們的敬仰和膜拜。

 

在她輔助貝隆總統期間,阿根廷的國家財政曾有明顯的改善,人民的臉龐上也展現了對生活的樂觀。整體上講,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獨樹一幟,土地廣袤,自然資源雄厚,物產豐富,如有清明政治的管理,人民的生活理應舒適富裕。遺憾的是政壇的黑暗以及軍人強勢的連番交替,政治鬥爭無有已時,導致財政萎靡不振,外債高築,在國際上時常展現捉襟見肘的尷尬。

 

迄今為止,女性在社會中地位的提高,是阿根廷政治上難得受到肯定的效應,這都應歸功於艾娃貝隆生前的積極投入。在她去世近七十年的歲月中,阿根廷社會一直視她為國家的最高偶像,2002年落成的艾薇塔博物館中,紀錄並見證了為千萬不幸婦女及兒童提供無私保護和支援的種種動人事蹟。

 

 博物館的內景一角。

 

這座博物館建築本身就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它原來是屬於一個名叫卡拉巴沙富翁的私宅,1948年艾娃成為第一夫人後,用 ‘艾娃貝隆基金會’ 名義買下了這棟私宅,將其改裝成無家可歸婦女兒童的臨時收容所。不僅為他們提供了床位及桌子,更重要的是給予她們安慰,鼓勵及信念。

 

在收容所開幕的那天,艾娃貝隆語重心長地說:’這棟臨時收容所是專為那些無家可歸或是急需幫助的人的棲身之地。她們可以在這裡住下,直到找到工作或是有了自己的家為止。’ 多麼慷慨而令人動容的講演!

 

 設立在首都的博物館,該建築是艾娃貝隆建立基金會,作為收容無依靠的婦女及兒童臨時庇護所。

 

在艾娃去世後的五十週年,她的外孫女克里斯蒂娜.阿爾瓦內茲.洛德利蓋茲 (Cristina Alvarez Rodriguez 1967 -) 主持了這座博物館的開幕式。

 

與此同時,在艾娃的出生地托爾多斯 (Los Toldos) ,也在同一年成立了一所紀念博物館。這個距離首都約三百公里的小鎮,艾娃在那裡度過最艱難的童年,博物館裡展出的紀念物品基本上都和她的童年生活有關。

 

 艾娃貝隆童年時居住過的貧困小屋,如今已改建為紀念博物館。

 

她父親胡安 .杜阿爾迪 (Juan Duarte 1872-1926) 是個富商,在當地經營牧場,艾娃的母親華納 .伊芭古內 (Juana Ibarguren 1894-1971) 出生貧窮,以幫傭為生。杜阿爾迪原來已經有了家室,但和華納先後生下五個孩子,艾娃是最小的。當她稍懂事後,才得知他們幾個孩子,都是杜阿爾迪的私生子。男人被允許有多個女人,是當時阿根廷社會不成文的陋習,而且法律上對擁有多個女人的男士也沒有懲罰的法律條文。所以杜阿爾迪後來回到其原配身邊後,棄艾娃的母親及孩子們於不顧。苦命的母親只得用幫人縫製衣服來賺取收入養活孩子。

 

在這個小鎮的博物館中,艾娃母親所用的縫紉機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展品。艾娃在1948年創辦了收留無依靠的婦女及兒童庇護所後,除了提供每日衣食等日用品外,還定期購置縫紉機分贈給婦女,教育培養他們學習技藝作為日後謀生之用。這都是艾娃目睹母親苦難的生活所得出的啟示。

 

貝隆總統在1974年去世後,先安葬在首都恰卡利塔國家公墓 (Cementerio de la Chacarita) ,他的遺體曾遭政敵破壞,雙手被斬斷。到2006年,貝隆政黨追隨者決定將其靈柩遷葬到距離首都48公里的聖文森特 (Saint Vincente)。

 

 貝隆總統和艾娃帶著愛犬在聖文森特鄉村牧場中度周末的場景。

 

貝隆總統夫婦曾經於1947年在這個小鎮購入一座牧場,作為兩人在繁忙公務後的休憩之地,後來他們的忠實追隨者決定將這座牧場改建成一座陵園,作為貝隆總統夫婦最後的安息之所。貝隆總統的靈柩遷葬後,迄今旁邊仍然保留有為艾娃規劃好的墓穴。她的家人迄今始終不同意遷葬,因為有了其遺體失蹤十七年之久的前車之鑑,家屬不願意經歷了七十年後,再擔破壞的風險。如今她在家族的墓園中安息,雖然平凡簡單,卻是安全的最後歸宿。

 

艾娃雖然在短短一生中安享了六年的第一夫人地位,大半生卻在貧窮潦倒生涯中受盡欺凌白眼的羞辱。她為社會不幸的一群爭取權利和幸福的奮鬥精神,感召了阿根廷的各階層,至今在首都的各個角落裡,’女性橋樑’ 的建設,鄰近碼頭的眾多街道,均使用女性姓名為之命名,體現了艾娃精神的傳遞和延續。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賽勒斯以女性命名的 ‘婦女橋’

 

離首都僅24公里的一座小城,貝隆總統在1947年,因為被夫人設立基金會作為慈善機構所感動,特將該小鎮命名為 ‘艾薇塔城’ (Ciudad Evita)。艾娃去世後,貝隆總統在1955年失勢被放逐,軍政府用當時的軍人領袖名字為該城市改名。直到1973年貝隆重返政壇執政,復將該小城改回 ‘艾薇塔城’,一年後貝隆總統去世,軍政府再將城市改換名字。到1983年全國舉行民主普選後,‘艾薇塔城’ 的名字才再度進入到公眾的視野。最終在1993年正式通過成為 ‘國家歷史豐碑’。

 

阿根廷在幾十年政治混亂中,逝去的政治人物無法安息,即使一座城市的名字也不能倖免。這不由得令筆者聯想到古今中外多少褻瀆政治死者遺體的事故,中國歷史上的 ‘鞭屍’ 就是一個最卑鄙醜陋的例子。甚至時至今日,還有扛著民主自由招牌,對死者施行不敬的羞辱,如蔣介石的陵寢,曾經被澆上紅漆,原本豎立在各地的雕像也被集中在一起,對其做切割或斬首的象徵性洩憤。都是缺乏對死者寬容的下流行為!

 

日本軍國主義的殘酷無情世人皆知,但他們對逝者不分敵我的尊重,是地球上絕無僅有的高尚情操及道德規範。台灣雖始終以日本為馬首是瞻,卻永遠學不會對死者尊崇的 ‘日本模式’!

 

阿根廷第一夫人艾娃貝隆去世後,遺體失蹤達十七年後重返故鄉,人民對她的愛戴和敬仰並沒有減弱,體現了艾娃短暫政治生命中愛民如子的崇高情懷,深深植根在群眾的心中。雖然艾娃的冥誕或是辭世之日不是阿根廷特定的公眾紀念日,當地百姓卻自發地用不同方式來紀念他們心目中這位慈母般的奇女子。

 

墨西哥著名記者阿爾瑪.吉耶爾摩帕立艾多 (Alma Guillermoprieto 1949 -) 曾高度讚揚艾娃,認為她的影響力才剛開始。美國的歷史學家胡伯爾特.赫林 (Hubert Herring 1889-1967)  更是公開宣稱,認為 ‘這位最具洞察力的女士公眾形象,也許在拉丁美洲還剛開始展現’。

 

阿根廷有史以來第一位民選女總統 (2007-2015) 克莉絲蒂娜.費爾南德茲.迪.克爾池勒兒 (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 1953 -) 曾如此高度評價艾娃:她的那一代人都欠了她一份恩情,因為在激昂的情感和競爭力上她留下了榜樣。

 

克莉絲蒂娜總統於2012年親自為印有艾娃頭像的100比索紙幣舉行發行儀式,這是阿根廷兩百年來首次將女性頭像印在國家紙幣上,象徵著女性地位的提高。克里斯蒂娜總統在致詞時,特別強調稱艾娃並不是一個完美的人物,也不是宗教上的聖女,而是一位屬於人民的極其謙卑的女性。

 

 阿根廷政府有史以來,首次在2002年以艾娃貝隆頭像發行的100比索紙幣。

 

這些年來無論是阿根廷或者是國際上,經常會出現將克里斯蒂娜總統和艾娃相比的場景,因為兩位都是在大男人主義社會中傑出的女政治人物,而且都登上政治地位的最高峰。但自艾娃的出現,經過貝隆總統第三任妻子擔任過兩年總統職務後,直到克里斯蒂娜的正式當選為總統,才逐步提升了阿根廷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然而在終究是男性控制的政治體系中,女性權利的鞏固依然任重道遠。

 

為此,民主自由的大旗只不過是爭奪權利的幌子而已,真正的改變是來自充滿權利慾望的政客內心的大度和寬容。迄今國際上受到尊重的女政治人物,非德國總理默克爾莫屬。她不住官邸,穿著樸素簡單,當有人問及時,她只簡單的回答稱,她不是模特兒,而是人民的公僕。下班後和夫婿自己上超市採購。

 

相對地,竟有女政治人物一心想著的是如何賣主求榮,購買坑害百姓健康的有毒肉類,還揮著 ‘自由民主’ 的旗幟自我標榜。既沒有德國總理的大氣和自信,更缺乏艾娃貝隆為貧苦百姓爭取福利的寬容和慈祥。

 

每次在重複聆聽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時,都禁不住歌詞及音樂旋律的淒迷震撼而濕潤了雙眼。她留給阿根廷人的不僅是愛的傳播,更是為婦女爭取權力豎立了堅毅的典範。世人在聆聽這首代表著她傳遞愛心的傳世之作時,情感交會,莫不對這位阿根廷奇女子興起無盡的敬仰和懷念!

 

(2021年2月8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阿根廷第一夫人艾娃貝隆 (1919-1952)的遺容。

 

艾娃 貝隆 — 阿根廷史上的奇女子

 

作者/劉敦仁

 

英國著名現代音樂劇作曲家安德魯.洛伊德.韋伯 (Andrew Lloyd Webber 1948 -) ,自1973年電影主題曲 ‘耶穌基督超級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 響徹雲霄後,1994年的舞台音樂劇 ‘貓’ (Cats) 轟動全球,1996年以阿根廷的總統夫人艾娃.貝隆(編按,台譯伊娃.裴隆)一生傳奇性的故事為背景譜寫的 ‘艾薇塔’ (Evita) 而再度震撼全球;到2004年他的音樂舞台劇 ‘歌劇魅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更是登峰造極,到2012年創造了美國百老匯舞台演出一萬場的紀錄。

 

與韋伯多年來的合作夥伴提姆.萊斯 (Tim Rice 1944-) 兩人攜手創作,一個作曲,一個填詞,用古典歌劇的方式,創作出容易為現代人接受的輕歌劇形體,在全球中,凡是對音樂有感悟的愛好者,莫不對他們的作品讚不絕口。

 

 ‘艾薇塔’ 是一部嘔盡心血的不朽之作,兩人自1976年開始研究艾娃的故事,而先譜寫了經典之作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並邀請了英國著名影星及歌星裘莉.科維頓 (Julie Covington 1946 - ) 灌製成唱片後聲名大噪。

 

接下來在英國倫敦 ‘西端’ (West End) 愛德華王子劇院 (Prince Edward Theatre) 從1978年搬上舞台,一直到1986年結束,八年中上演了3176場。英國女歌唱家伊蓮.佩姬 (Elaine Paige 1948 -)

 

 英國倫敦西端愛德華王子劇院在1978年演出 ’艾薇塔‘ 音樂劇的海報。

 

扮演艾薇塔角色,通過她的演技及歌聲獲得英國提名的最佳女主角獎,其他獎項更是接踵而來。

 

就在英國開始上演一年後,1979年,兩人又將該劇在美國百老匯以兩幕音樂劇搬上舞台轟動一時。’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一曲作為舞劇開始時的插曲,到劇終前由女主角唱完全曲,緊扣著觀眾的心弦。由於該曲旋律優美,歌詞感人,深受歡迎,由此在歐美等地得到音樂界的高度評價,並相繼在多國舞台上與觀眾見面。

 

1996年該舞台劇經改編後搬上銀幕,製片人原先考慮由美國好萊塢著名影星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1942 -) 或是麗莎.米雷麗 (Liza Minnelli 1946 -) 擔任艾娃角色,經過慎重考慮,最後選拔了由美國另一位著名演員及歌星瑪丹娜(Madonna Louise Ciccone 1958 -)  擔任。她在全劇中不僅展現了動人的歌喉,並且將女主角艾娃的個性及感情表現得恰到好處。

 

‘艾薇塔’ 一劇是描述阿根廷在上世紀中一個窮苦人家的十五歲少女瑪莉亞.艾娃.杜阿爾迪 (Maria Eva Duarte 1919-1952),如何從草甸地區的農村托爾多斯 (Los Toldos) 到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步一步地掙扎奮鬥的故事。

 

1944年阿根廷發生大地震,當局舉辦賑災慈善活動,艾娃在慈善會上遇到當時頗有政治勢力的國防軍上校胡安.貝隆 (Juan Peron 1895-1974) 相識,兩人隨即墜入愛河,次年結為夫婦,1946年貝隆成功當選為阿根廷總統,艾娃也成為第一夫人。

 

 阿根廷首都 ‘紅宮’ 的全貌。

 

胡安.貝隆與第一任妻子奧內莉亞.蒂頌 (Aurelia Tizon 1902-1938) 早在1929年結婚,他們結婚時,貝隆已經是三十歲,而妻子才十七歲,曾擔任教師工作,不幸在1938年因罹患癌症去世。直到七年後1945年與艾娃結婚,雙方年齡相差為14歲,和他及第一人妻子歲數的相差幾乎一致。

 

貝隆當選總統後,曾有促使艾娃競選副總統一職的意願,但是因為艾娃是女性,而且出生低微,遭到軍方及特殊階級的反對。艾娃自己也沒有捲入政壇的慾望,為了輔助丈夫,她擔任了內閣的衛生及勞工部長職務,目的要為社會上無助的女性和孩子們爭取公平福利,特別是在關懷窮困民生及工廠勞工薪資的調整等,獲得了民眾的普遍好評。

 

由於她的出生卑微,不僅參與政壇高層活動的權利受到阻礙,連她計畫想主持政府福利機構的工作都遭到抵制,於是她在1948年創立了 ‘艾娃貝隆基金會’ (Eva Peron Foundation),給窮困的婦女及孩童們經濟上的支持,獲得社會勞動階級的一致擁護。

 

雖然她在政府中沒有擔任重要職務,由於對社會底層的關愛,她的地位日漸上升。1949年她創立了 ‘貝隆女性黨’ (Female Peronist Party),她擔任了黨主席一職,總統貝隆受到她的影響,對工會組織等工人的福利日漸重視,由此增加不少對他的政治支持度。就在貝隆政治地位日正當中時,艾娃不幸罹患頸宮癌,健康情況日漸惡化,即使在政府大廈陽台上為群眾講話時,都需要貝隆在一旁攙扶。

 

 

 艾娃貝隆身患重病時,在首都 ‘紅宮’ 陽臺上向群眾發表告別演講,貝隆總統在一片扶持著她的身軀。

 

為了挽救她的生命,艾娃經過了頸宮切除手術,並且接受剛問世的化療治療,成為拉丁美洲第一位接受化療的病患者,不幸回天乏術,於1952年7月26日晚上8時25分與世長辭。享年僅33歲。

 

頃刻之間,阿根廷首都陷入一片哀悼中,參加瞻仰艾娃遺容告別禮的群眾達三百萬之眾。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所有花店鮮花均斷貨,需要從全國各地緊急調運往首都,甚至遠至智利訂購鮮花。雖然艾娃沒有政府的重要官職,政府卻用國家元首的禮遇為艾娃舉行國葬。是阿根廷自1816年獨立以來首次為一位女士舉行如此隆重的國葬。同時天主教會為她舉辦了最崇高的安魂彌撒。

 

艾娃貝隆去世時,首都近三百萬群眾列隊瞻仰艾娃最後遺容的場面。

 

貝隆總統曾計畫為第一夫人建立一座紀念碑,將其遺體安葬在紀念碑中。卻在施工期間,貝隆因1955年遭到軍人政變而出走巴拉圭,再轉往西班牙,直到1972年重新回到阿根廷,結束了長達17年的放逐生涯。

 

筆者在西班牙求學時,正是貝隆總統被放逐在馬德里期間,所以電視和文字媒體上經常出現佔有重要篇幅的新聞報導。貝隆選擇放逐到西班牙,是因為他和佛朗哥關係不一般。早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義大利在法西斯墨索里尼統治下,貝隆曾被阿根廷政府派遣到羅馬擔任阿根廷大使館武官,期間是否受到法西斯的影響,歷史學家說法不一。只是他日後的政治思想及理念中,幾乎處處隱約地反映出法西斯主義的精神。

 

實際上早在1945年時,因為軍方內部的矛盾,對貝隆在政治上的威脅產生不滿,而將其逮捕關押達一週之久,經過工會及勞工階級的抗議,最後軍方不得不將其釋放。他獲釋後即攜同艾娃在政府大廈陽台上向三十萬勞動者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並允諾帶領他們走向更為富強的道路,次年的大選中,貝隆以壓到性多數當選為總統。

 

艾娃在擔任第一夫人時,曾於1947年到歐洲訪問,在西班牙受到佛朗哥元帥及葡萄牙總統沙拉薩 (Salazar) 的高規格接待。但在訪問梵蒂岡時,教宗沒有舉行隆重歡迎儀式,僅僅贈送了一串玫瑰經,至於瑞士及英國都是始料不及的冷遇,當然他們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因為艾娃不是傳統特殊階級的一員。

 

貝隆放逐到馬德里,受到佛朗哥的保護,雖然有平靜的生活,但這並非貝隆所期待的。由於筆者在1964年離開了馬德里,所以對他後來如何歸國等情節,直到筆者在1999年到阿根廷參觀訪問時,才再次有機會對他和艾娃的淒迷故事做了較為深入的瞭解。

 

世界各地均以 ‘艾薇塔’ 的名字稱呼艾娃,是對這位受到尊崇的第一夫人極為親切而少見的暱稱。在西班牙文中,對女性名字的最後一個母音 ‘a’ 改為 ‘ita’,如 ‘Eva’ 改為 (Evita) ,就是家庭中對幼小孩子的暱稱。而阿根廷大眾對艾娃直接稱呼為 ‘艾薇塔’ (Evita),就是用對幼小孩子的暱稱轉化為對她帶有親切感的尊重和敬仰。

 

筆者夫婦於1999 年2月前往阿根廷訪問,5日那天專程到 ‘瑞科勒塔公墓’ (Recoleta Cemetery) 瞻仰貝隆總統的第一夫人艾娃貝隆墓地。這座公墓是1822年開始對公眾開放的,迄今為止,已經有四千六百多座墓穴,其中不少是家族的陵園。還有國家元首,作家,第一位拉丁美洲榮獲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及諸多名人等,被公認為是全球最美的十大墓園之一。整座墓園的設計猶如城市的規劃,每條主要幹道兩旁栽種有樹木花壇,所有的墓穴或家庭陵園,就好像生活在那裡的居民住宅。墓穴及陵園前豎立著許多出自名家之手的雕塑,儼然是一座精緻的博物館。

 

   筆者妻子在首都公墓瞻仰艾娃貝隆時,在她家族陵墓前留影,右邊最上端的銅匾就是艾娃貝隆的墓碑。

 

我們來到艾娃的墓地,先是有點吃驚,因為她並沒有和貝隆總統合葬,而是安葬在杜阿爾迪家族陵園中。筆者試圖從他們過去歲月的生活點滴拼湊起來,才對貝隆總統自被放逐到馬德里後再回到阿根廷的始末,有了較為具體的瞭解。

 

1961年他在馬德里認識了阿根廷的舞蹈演員伊莎貝兒.瑪爾迪內茲.貝隆 (Isabel Martinez de Peron 1931-) 兩人隨即於11月15日在馬德里結成連理。

 

因為貝隆總統的匆忙被放逐到巴拉圭,尚在施工的艾娃紀念碑,被接管的軍政府下令停止繼續建造,艾娃的遺體也從此神秘失蹤。經過了約十七年的無影無蹤,到1971年在義大利米蘭的一座小教堂裡發現了艾娃的墓穴,上面刻著的是假名瑪麗亞.曼吉 (Maria Maggi) 。經過驗證後確認無誤,貝隆和夫人伊莎貝兒決定將艾娃的靈柩運到馬德里,並因其夫人的大度,將艾娃的靈柩暫厝在寓所餐廳的餐桌邊,以防萬一。直到1972年貝隆被允許回國後,將艾娃的靈柩一同運回國。

 

國際坊間曾經有過一段未經證實的傳言,阿根廷政府認為艾娃的出生卑微,不具備安葬在國家元首陵園的資格,所以不允許她的遺體和貝隆總統合葬。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艾娃的靈柩最後安葬在杜阿爾迪家族陵園中,目的是避免其遺體再度遭到破壞。因為第一次失蹤尋回後,發現其遺體在運輸中受到破壞。為慎重計,在她家族陵園中,艾娃的靈柩安葬在地下五公尺深處,中間有兩道活門用水泥密封,密封上層還安葬了她家屬另一位靈柩,這樣就沒有任何人能隨意去破壞而萬無一失了。

 

我們在杜阿爾迪家族陵園前瞻仰時,大門緊鎖,大門的左側最上方鑲嵌著刻有艾娃貝隆名字的銅碑,參觀者見到此景,莫不受她一生為阿根廷貧窮婦女及兒童嘔心瀝血的精神所感召,也對她身後無法與夫婿同寢一穴而感到不平和惋惜。說明她的人生際遇沒有誰能予以改變!

 

值得欣慰更為感動的是,貝隆總統的第三任夫人對艾娃的安息提供了大度無私的協助。貝隆回國後不久在1973年再度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在這之前他先後擔任過兩任總統 (1946-1952,1952-1955)。

 

在他擔任第三任總統時,他的夫人當選為副總統。不幸在就任一年後,1974年貝隆總統因病去世,伊莎貝兒接替為總統。兩年後,軍政府再度發動政變,將伊莎貝兒解職。

 

艾娃自擔任第一夫人開始,沒有一天停止為爭取女權而奔波,然而在大男人主義的社會裡,公開或是背後的詆毀與抵抗,幾乎無日無之,卻並沒有令艾娃因此而退縮。她拒絕擔任副總統一職,就是感到在男人操控的政治體系中,與其站在對立面而得不到任何好處,不如退而求其次,設立基金會,直接給弱勢婦女和兒童謀取福利。

 

一直以來,阿根廷的社會不僅女權的被踐踏,經濟狀況也是起伏不定。筆者與妻子在1999年訪問時,就感到阿根廷的物價昂貴,幣值不穩定。2015年再度訪問時,當地財政依然故我。走在商業中心,街頭到處是公開的黑市交易,見到貌似旅遊者,立即會趨前低聲詢問是否需要換取阿根廷貝索? 其交換價格較銀行略為高一些,這令筆者回憶起在1950年時代,台灣的美鈔黑市交易都是隱藏在小商戶裡面,不是識途老馬就無法登堂入室。

 

雖然經濟條件並不如一般所想像那麼穩定,另一邊反映出來的是阿根廷人的享受習慣性。喧嘩的酒吧四處林立,稱為 ‘西班牙後裔烤肉’ (Sardor Criollo) 的烤牛肉餐廳幾乎是高朋滿座。由於義大利後裔佔絕大多數,基因裡討旅客便宜的傳統習性也隨處可見。

 

 筆者在阿根廷烤肉店觀賞其製作時留影。

 

阿根廷探戈舞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舞蹈,為發展觀光旅遊,探戈表演成為賺取外匯的重要場所。為方便起見,我們在第二次訪問布宜諾斯艾利斯時,特地選擇了在觀賞探戈舞蹈表演場所的隔鄰酒店。入場券含有晚餐,票價不菲。進入演出大廳時,只見裝潢古典,氣氛優雅,顧客入座後,服務員即遞上紅酒,筆者淺酌了一口,不由皺起眉頭。

 

不久服務員前來問候,並期待希望顧客提出對酒水的正面意見。他沒有預料到,筆者用了在義大利的習慣,直截了當地告訴他,阿根廷孟多莎 (Mendoza) 地區的葡萄酒享譽全球,一邊指著手中的酒杯幽默地說,這裡面所盛的紅酒似乎不是地道的阿根廷酒。

 

服務員一聽便知遇到了識途老馬,立即取了兩杯不同品牌的紅酒讓筆者品嚐,其色澤及味道果然不同凡響。妻子在旁略帶微笑,她知道筆者在旅途中是從不會受到一丁點兒欺負的。

 

 筆者在首都觀賞探戈舞開幕前,淺酌當地出產的葡萄酒。

 

探戈舞蹈表演場所的商業行為,和出生於貧窮農村、畢生奮鬥為爭取女權的艾娃沒有任何的關聯,只不過在她辭世四十年後,阿根廷的社會似乎仍然處於貧富不均,爾虞我詐的環境中,不由得回想起阿根廷國會在1952年還通過給艾娃授予 ‘國家精神領袖’ 的尊稱,為的是感謝她的貢獻,她的無私和慈愛,在貧窮婦女及兒童心目中,就如同宗教界裡的聖人一般受到他們的敬仰和膜拜。

 

在她輔助貝隆總統期間,阿根廷的國家財政曾有明顯的改善,人民的臉龐上也展現了對生活的樂觀。整體上講,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獨樹一幟,土地廣袤,自然資源雄厚,物產豐富,如有清明政治的管理,人民的生活理應舒適富裕。遺憾的是政壇的黑暗以及軍人強勢的連番交替,政治鬥爭無有已時,導致財政萎靡不振,外債高築,在國際上時常展現捉襟見肘的尷尬。

 

迄今為止,女性在社會中地位的提高,是阿根廷政治上難得受到肯定的效應,這都應歸功於艾娃貝隆生前的積極投入。在她去世近七十年的歲月中,阿根廷社會一直視她為國家的最高偶像,2002年落成的艾薇塔博物館中,紀錄並見證了為千萬不幸婦女及兒童提供無私保護和支援的種種動人事蹟。

 

 博物館的內景一角。

 

這座博物館建築本身就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它原來是屬於一個名叫卡拉巴沙富翁的私宅,1948年艾娃成為第一夫人後,用 ‘艾娃貝隆基金會’ 名義買下了這棟私宅,將其改裝成無家可歸婦女兒童的臨時收容所。不僅為他們提供了床位及桌子,更重要的是給予她們安慰,鼓勵及信念。

 

在收容所開幕的那天,艾娃貝隆語重心長地說:’這棟臨時收容所是專為那些無家可歸或是急需幫助的人的棲身之地。她們可以在這裡住下,直到找到工作或是有了自己的家為止。’ 多麼慷慨而令人動容的講演!

 

 設立在首都的博物館,該建築是艾娃貝隆建立基金會,作為收容無依靠的婦女及兒童臨時庇護所。

 

在艾娃去世後的五十週年,她的外孫女克里斯蒂娜.阿爾瓦內茲.洛德利蓋茲 (Cristina Alvarez Rodriguez 1967 -) 主持了這座博物館的開幕式。

 

與此同時,在艾娃的出生地托爾多斯 (Los Toldos) ,也在同一年成立了一所紀念博物館。這個距離首都約三百公里的小鎮,艾娃在那裡度過最艱難的童年,博物館裡展出的紀念物品基本上都和她的童年生活有關。

 

 艾娃貝隆童年時居住過的貧困小屋,如今已改建為紀念博物館。

 

她父親胡安 .杜阿爾迪 (Juan Duarte 1872-1926) 是個富商,在當地經營牧場,艾娃的母親華納 .伊芭古內 (Juana Ibarguren 1894-1971) 出生貧窮,以幫傭為生。杜阿爾迪原來已經有了家室,但和華納先後生下五個孩子,艾娃是最小的。當她稍懂事後,才得知他們幾個孩子,都是杜阿爾迪的私生子。男人被允許有多個女人,是當時阿根廷社會不成文的陋習,而且法律上對擁有多個女人的男士也沒有懲罰的法律條文。所以杜阿爾迪後來回到其原配身邊後,棄艾娃的母親及孩子們於不顧。苦命的母親只得用幫人縫製衣服來賺取收入養活孩子。

 

在這個小鎮的博物館中,艾娃母親所用的縫紉機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展品。艾娃在1948年創辦了收留無依靠的婦女及兒童庇護所後,除了提供每日衣食等日用品外,還定期購置縫紉機分贈給婦女,教育培養他們學習技藝作為日後謀生之用。這都是艾娃目睹母親苦難的生活所得出的啟示。

 

貝隆總統在1974年去世後,先安葬在首都恰卡利塔國家公墓 (Cementerio de la Chacarita) ,他的遺體曾遭政敵破壞,雙手被斬斷。到2006年,貝隆政黨追隨者決定將其靈柩遷葬到距離首都48公里的聖文森特 (Saint Vincente)。

 

 貝隆總統和艾娃帶著愛犬在聖文森特鄉村牧場中度周末的場景。

 

貝隆總統夫婦曾經於1947年在這個小鎮購入一座牧場,作為兩人在繁忙公務後的休憩之地,後來他們的忠實追隨者決定將這座牧場改建成一座陵園,作為貝隆總統夫婦最後的安息之所。貝隆總統的靈柩遷葬後,迄今旁邊仍然保留有為艾娃規劃好的墓穴。她的家人迄今始終不同意遷葬,因為有了其遺體失蹤十七年之久的前車之鑑,家屬不願意經歷了七十年後,再擔破壞的風險。如今她在家族的墓園中安息,雖然平凡簡單,卻是安全的最後歸宿。

 

艾娃雖然在短短一生中安享了六年的第一夫人地位,大半生卻在貧窮潦倒生涯中受盡欺凌白眼的羞辱。她為社會不幸的一群爭取權利和幸福的奮鬥精神,感召了阿根廷的各階層,至今在首都的各個角落裡,’女性橋樑’ 的建設,鄰近碼頭的眾多街道,均使用女性姓名為之命名,體現了艾娃精神的傳遞和延續。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賽勒斯以女性命名的 ‘婦女橋’

 

離首都僅24公里的一座小城,貝隆總統在1947年,因為被夫人設立基金會作為慈善機構所感動,特將該小鎮命名為 ‘艾薇塔城’ (Ciudad Evita)。艾娃去世後,貝隆總統在1955年失勢被放逐,軍政府用當時的軍人領袖名字為該城市改名。直到1973年貝隆重返政壇執政,復將該小城改回 ‘艾薇塔城’,一年後貝隆總統去世,軍政府再將城市改換名字。到1983年全國舉行民主普選後,‘艾薇塔城’ 的名字才再度進入到公眾的視野。最終在1993年正式通過成為 ‘國家歷史豐碑’。

 

阿根廷在幾十年政治混亂中,逝去的政治人物無法安息,即使一座城市的名字也不能倖免。這不由得令筆者聯想到古今中外多少褻瀆政治死者遺體的事故,中國歷史上的 ‘鞭屍’ 就是一個最卑鄙醜陋的例子。甚至時至今日,還有扛著民主自由招牌,對死者施行不敬的羞辱,如蔣介石的陵寢,曾經被澆上紅漆,原本豎立在各地的雕像也被集中在一起,對其做切割或斬首的象徵性洩憤。都是缺乏對死者寬容的下流行為!

 

日本軍國主義的殘酷無情世人皆知,但他們對逝者不分敵我的尊重,是地球上絕無僅有的高尚情操及道德規範。台灣雖始終以日本為馬首是瞻,卻永遠學不會對死者尊崇的 ‘日本模式’!

 

阿根廷第一夫人艾娃貝隆去世後,遺體失蹤達十七年後重返故鄉,人民對她的愛戴和敬仰並沒有減弱,體現了艾娃短暫政治生命中愛民如子的崇高情懷,深深植根在群眾的心中。雖然艾娃的冥誕或是辭世之日不是阿根廷特定的公眾紀念日,當地百姓卻自發地用不同方式來紀念他們心目中這位慈母般的奇女子。

 

墨西哥著名記者阿爾瑪.吉耶爾摩帕立艾多 (Alma Guillermoprieto 1949 -) 曾高度讚揚艾娃,認為她的影響力才剛開始。美國的歷史學家胡伯爾特.赫林 (Hubert Herring 1889-1967)  更是公開宣稱,認為 ‘這位最具洞察力的女士公眾形象,也許在拉丁美洲還剛開始展現’。

 

阿根廷有史以來第一位民選女總統 (2007-2015) 克莉絲蒂娜.費爾南德茲.迪.克爾池勒兒 (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 1953 -) 曾如此高度評價艾娃:她的那一代人都欠了她一份恩情,因為在激昂的情感和競爭力上她留下了榜樣。

 

克莉絲蒂娜總統於2012年親自為印有艾娃頭像的100比索紙幣舉行發行儀式,這是阿根廷兩百年來首次將女性頭像印在國家紙幣上,象徵著女性地位的提高。克里斯蒂娜總統在致詞時,特別強調稱艾娃並不是一個完美的人物,也不是宗教上的聖女,而是一位屬於人民的極其謙卑的女性。

 

 阿根廷政府有史以來,首次在2002年以艾娃貝隆頭像發行的100比索紙幣。

 

這些年來無論是阿根廷或者是國際上,經常會出現將克里斯蒂娜總統和艾娃相比的場景,因為兩位都是在大男人主義社會中傑出的女政治人物,而且都登上政治地位的最高峰。但自艾娃的出現,經過貝隆總統第三任妻子擔任過兩年總統職務後,直到克里斯蒂娜的正式當選為總統,才逐步提升了阿根廷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然而在終究是男性控制的政治體系中,女性權利的鞏固依然任重道遠。

 

為此,民主自由的大旗只不過是爭奪權利的幌子而已,真正的改變是來自充滿權利慾望的政客內心的大度和寬容。迄今國際上受到尊重的女政治人物,非德國總理默克爾莫屬。她不住官邸,穿著樸素簡單,當有人問及時,她只簡單的回答稱,她不是模特兒,而是人民的公僕。下班後和夫婿自己上超市採購。

 

相對地,竟有女政治人物一心想著的是如何賣主求榮,購買坑害百姓健康的有毒肉類,還揮著 ‘自由民主’ 的旗幟自我標榜。既沒有德國總理的大氣和自信,更缺乏艾娃貝隆為貧苦百姓爭取福利的寬容和慈祥。

 

每次在重複聆聽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時,都禁不住歌詞及音樂旋律的淒迷震撼而濕潤了雙眼。她留給阿根廷人的不僅是愛的傳播,更是為婦女爭取權力豎立了堅毅的典範。世人在聆聽這首代表著她傳遞愛心的傳世之作時,情感交會,莫不對這位阿根廷奇女子興起無盡的敬仰和懷念!

 

(2021年2月8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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