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在瑞典遇到424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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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真說故事》在瑞典遇到424
2020-04-29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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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老友翻閱 Pontus以瑞典文寫的台灣故事《鄭自才的引渡》畢業論文。(圖/作者陳婉真攝)

 

作者/陳婉真

 

今年是424刺蔣(經國)事件五十週年,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團籌劃很久的紀念活動因疫情被迫延後,所幸國內還是陸續有一些活動,尤其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特別邀請事件當事人之一鄭自才等人辦理線上對談,終於讓這件半世紀前驚天動地的槍擊事件,踏進學術殿堂。

 

僥倖毫髮無傷的蔣經國究竟是不是因此在掌權後改變一些思維與作風,外人不得而知,但事件後他從此未曾出訪外國,並開始大量啟用台籍青年才俊,最後在他死前不久解除戒嚴,對台灣後來的發展都有正面作用。

 

兩位刺蔣主角黃文雄與鄭自才,卻從此亡命天涯,很長一段時間世界之大竟然無處容身。

 

那是在1971年7月6日紐約高等法院宣判日前,兩人認為他們的行為沒有必要在親蔣政權的美國司法體系受罰,因而決定棄保逃亡,黃文雄從此潛入地下26年,鄭自才則輾轉逃到瑞典,並順利取得政治庇護,但沒多久瑞典政府也遭受到美國的壓力,將鄭自才引渡回美受刑,開啟了鄭自才強力抗爭,並分別在三個國家坐牢的「奇幻旅程」。

 

鄭自才得以順利進入瑞典,要歸功於1970年年初,彭明敏教授在特務24小時監視下,成功逃出台灣,並轉往瑞典,當時負責安排彭明敏入境,並提供住宿的,就是擔任諾貝爾獎委員會主任委員的 Dr. Gustav Bernhard ,他提供自己的住家讓彭教授暫時棲身。

 

這事讓台灣政府灰頭土臉,卻對海內外台灣人追求獨立建國打了一劑強心針。 一年後的1971年,鄭自才逃離美國後第一站到瑞士,發現很難取得政治庇護,立刻透過同志向彭教授詢得一些資訊後,循相同管道來到瑞典,Dr. Bernhard 同樣熱情接待。

 

1970年彭明敏在特務24小時監視下逃出台灣,先到瑞典,就住在這棟房子向陽面的二樓房間。1971年它又收容了刺蔣案主角鄭自才。(圖/作者陳婉真攝)

 

鄭自才是7月中旬到瑞典,這段時間不但學校放暑假,很多瑞典公務機關也都跟著放暑假,找人不易。Dr. Bernhard先帶鄭自才到他們在鄉下的渡假別墅,到8月下旬才回到斯德哥爾摩,住在Lidingö彭教授住過的同一間房間,包括申請瑞典的政治庇護案件,也因為Dr. Bernhard 的社會地位,短短兩個月的超快速度就搞定。

 

Dr. Bernhard 則是因為他的夫人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成員,因而特別同情各國異議人士的處境。「瑞典政府早在半世紀前就很重視國際人權問題,接受了很多政治難民,當時的國際特赦組織非常活躍,無論是人權、宗教、種族……各種問題所引致的案件,他們都會關心,政府也很歡迎這類的移民申請,因為這也算是相當程度幫助瑞典的人口成長以及勞動力的增加。」鄭自才說。

 

Pontus很高興見到故人,忙著拍照留念。旁坐者為鄭自才的女兒日青及兒子日傑。(圖/作者陳婉真攝)

 

這間影響台灣民主發展極其重要的藏匿處所,是Dr. Bernhard的建築師父親自己設計建造的,地點位在Lidingö一處寧靜優雅的住宅區,占地非常廣濶,後來他們把整片房地規劃成為兩區,另外興建住宅,原來的大宅院已經分割成為兩個區塊,分屬兩個不同主人,其中彭明敏和鄭自才住過的房子,在門口的門牌號上寫著:Embassy of Vietnam Residence。

 

Pontus Bernhard 在鄭自才住他家時他已結婚,有一個年幼的女兒。他自己還在大學讀書,主修國際政治。

 

一年多前,為了尋訪424事件及相關人員的足跡,我曾往訪瑞典,感謝鄭自才兄主動提議帶我們到瑞典,我們最感興奮的,就是這個畫面:當年救命恩人已不在人間,鄭自才千里迢迢來到瑞典,再一次當面向恩人的兒子致謝,這是多麼感人的鏡頭!

 

鄭自才為感謝當年大力協助辦理政治庇護的Dr. Gustav Bernhard (已逝)一家人,特地重回瑞典,親自向他兒子Pontus Bernhard見面致謝。(圖/作者陳婉真攝)

 

鄭自才的兒子日傑開車,女兒日青陪我們一起前往斯德哥爾摩東北方向的Norrtälje,那是Pontus Bernhard目前居住的地方,我們相約在當地的圖書館見面。鄭自才兄特地送他一本他當年的畢業論文《Utlämningen av Tzu-tsai Cheng(鄭自才的引渡)》。

 

事隔近半世紀,當初的青年已成老人,初見面的瞬間彼此幾乎認不出對方,但接下來就越談越熱絡。

 

Pontus 還清楚記得母親告訴他:彭明敏教授是由一位身材和他相似的外國人去探望他後,彭教授和客人交換衣服從容離家,逃過24小時嚴密監視的特務控制來到瑞典;也知道蔣介石帶百萬軍隊逃到台灣、知道台灣曾發生228事件,不過近年台灣政局的轉變他就不清楚了。

 

鄭自才搬離他家、接黃晴美及兩名子女到瑞典,後來又被引渡回美國服刑,以及中間的曲折抗爭,他都看在眼裡,也成為他寫畢業論文的最佳素材。他這本論文成為第一本以瑞典文寫的台灣故事。

 

嬌小但堅強的黃晴美,一方面要照顧兩名稚齡子女,又要上街頭抗爭,引起瑞典媒體廣泛的報導。(圖/鄭日青提供的1972年9月瑞典文剪報)

 

Pontus 說,彭明敏和鄭自才住過的那間屋子,是他學建築的祖父設計建造的,房子蓋在一片森林中,現在早已看不到森林,房子也在2001年,父親90歲過世後,因維護不易而於2003年售出,目前為越南大使館所有。

 

Pontus 說,他的母親興趣廣泛,是音樂家,認識很多來自世界各國人士。他本身從小就對國際政治有興趣,他8歲時發生韓戰,後來看非洲問題,以至60年代的越戰等問題,他都很有興趣。

 

剛好他認識鄭自才,又目睹鄭自才的遭遇,簡直就是一個在他眼前發生的、活生生的研究題材,它告訴你:所謂政治庇護並沒有辦法保證你確實能够受到保護。

 

Pontus 說,這個引渡事件絕對是一個政治事件,是因為瑞典政府和美國的同盟關係,所以無法拒絕美方的要求。否則為什麼決定接受政治庇護申請時,已經認定鄭自才的案子(刺蔣案)是政治事件,卻在同意引渡時又說刺蔣案不是政治事件?因為只有認定不是政治事件,當然就不在政治庇護的範圍,當然就要把鄭自才引渡回美受刑。

 

鄭自才被引渡到美國服刑一案在瑞典引發強烈抗議,飛機起飛前,一位瑞典青年被警察打傷成殘。(圖/鄭日青提供的1972年9月瑞典文剪報)  

 

雖然國際政治的現實是如此,Pontus 說,很可惜鄭自才在引渡過程沒有律師陪同,否則,其實他在哥本哈根及倫敦,都可以申請政治庇護。

 

他哪裡知道,那個時候台灣人在海外人數寥寥無幾,力量微薄,在歐洲的人數更少,424事件後雖然燃起很多台灣人的熱情;也逼使蔣政權開始任用更多台灣人,黃文雄及鄭自才兩家人,絕大多數時間卻只能孤獨的承受那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壓力⋯⋯。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進入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兩位老友翻閱 Pontus以瑞典文寫的台灣故事《鄭自才的引渡》畢業論文。(圖/作者陳婉真攝)

 

作者/陳婉真

 

今年是424刺蔣(經國)事件五十週年,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團籌劃很久的紀念活動因疫情被迫延後,所幸國內還是陸續有一些活動,尤其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特別邀請事件當事人之一鄭自才等人辦理線上對談,終於讓這件半世紀前驚天動地的槍擊事件,踏進學術殿堂。

 

僥倖毫髮無傷的蔣經國究竟是不是因此在掌權後改變一些思維與作風,外人不得而知,但事件後他從此未曾出訪外國,並開始大量啟用台籍青年才俊,最後在他死前不久解除戒嚴,對台灣後來的發展都有正面作用。

 

兩位刺蔣主角黃文雄與鄭自才,卻從此亡命天涯,很長一段時間世界之大竟然無處容身。

 

那是在1971年7月6日紐約高等法院宣判日前,兩人認為他們的行為沒有必要在親蔣政權的美國司法體系受罰,因而決定棄保逃亡,黃文雄從此潛入地下26年,鄭自才則輾轉逃到瑞典,並順利取得政治庇護,但沒多久瑞典政府也遭受到美國的壓力,將鄭自才引渡回美受刑,開啟了鄭自才強力抗爭,並分別在三個國家坐牢的「奇幻旅程」。

 

鄭自才得以順利進入瑞典,要歸功於1970年年初,彭明敏教授在特務24小時監視下,成功逃出台灣,並轉往瑞典,當時負責安排彭明敏入境,並提供住宿的,就是擔任諾貝爾獎委員會主任委員的 Dr. Gustav Bernhard ,他提供自己的住家讓彭教授暫時棲身。

 

這事讓台灣政府灰頭土臉,卻對海內外台灣人追求獨立建國打了一劑強心針。 一年後的1971年,鄭自才逃離美國後第一站到瑞士,發現很難取得政治庇護,立刻透過同志向彭教授詢得一些資訊後,循相同管道來到瑞典,Dr. Bernhard 同樣熱情接待。

 

1970年彭明敏在特務24小時監視下逃出台灣,先到瑞典,就住在這棟房子向陽面的二樓房間。1971年它又收容了刺蔣案主角鄭自才。(圖/作者陳婉真攝)

 

鄭自才是7月中旬到瑞典,這段時間不但學校放暑假,很多瑞典公務機關也都跟著放暑假,找人不易。Dr. Bernhard先帶鄭自才到他們在鄉下的渡假別墅,到8月下旬才回到斯德哥爾摩,住在Lidingö彭教授住過的同一間房間,包括申請瑞典的政治庇護案件,也因為Dr. Bernhard 的社會地位,短短兩個月的超快速度就搞定。

 

Dr. Bernhard 則是因為他的夫人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成員,因而特別同情各國異議人士的處境。「瑞典政府早在半世紀前就很重視國際人權問題,接受了很多政治難民,當時的國際特赦組織非常活躍,無論是人權、宗教、種族……各種問題所引致的案件,他們都會關心,政府也很歡迎這類的移民申請,因為這也算是相當程度幫助瑞典的人口成長以及勞動力的增加。」鄭自才說。

 

Pontus很高興見到故人,忙著拍照留念。旁坐者為鄭自才的女兒日青及兒子日傑。(圖/作者陳婉真攝)

 

這間影響台灣民主發展極其重要的藏匿處所,是Dr. Bernhard的建築師父親自己設計建造的,地點位在Lidingö一處寧靜優雅的住宅區,占地非常廣濶,後來他們把整片房地規劃成為兩區,另外興建住宅,原來的大宅院已經分割成為兩個區塊,分屬兩個不同主人,其中彭明敏和鄭自才住過的房子,在門口的門牌號上寫著:Embassy of Vietnam Residence。

 

Pontus Bernhard 在鄭自才住他家時他已結婚,有一個年幼的女兒。他自己還在大學讀書,主修國際政治。

 

一年多前,為了尋訪424事件及相關人員的足跡,我曾往訪瑞典,感謝鄭自才兄主動提議帶我們到瑞典,我們最感興奮的,就是這個畫面:當年救命恩人已不在人間,鄭自才千里迢迢來到瑞典,再一次當面向恩人的兒子致謝,這是多麼感人的鏡頭!

 

鄭自才為感謝當年大力協助辦理政治庇護的Dr. Gustav Bernhard (已逝)一家人,特地重回瑞典,親自向他兒子Pontus Bernhard見面致謝。(圖/作者陳婉真攝)

 

鄭自才的兒子日傑開車,女兒日青陪我們一起前往斯德哥爾摩東北方向的Norrtälje,那是Pontus Bernhard目前居住的地方,我們相約在當地的圖書館見面。鄭自才兄特地送他一本他當年的畢業論文《Utlämningen av Tzu-tsai Cheng(鄭自才的引渡)》。

 

事隔近半世紀,當初的青年已成老人,初見面的瞬間彼此幾乎認不出對方,但接下來就越談越熱絡。

 

Pontus 還清楚記得母親告訴他:彭明敏教授是由一位身材和他相似的外國人去探望他後,彭教授和客人交換衣服從容離家,逃過24小時嚴密監視的特務控制來到瑞典;也知道蔣介石帶百萬軍隊逃到台灣、知道台灣曾發生228事件,不過近年台灣政局的轉變他就不清楚了。

 

鄭自才搬離他家、接黃晴美及兩名子女到瑞典,後來又被引渡回美國服刑,以及中間的曲折抗爭,他都看在眼裡,也成為他寫畢業論文的最佳素材。他這本論文成為第一本以瑞典文寫的台灣故事。

 

嬌小但堅強的黃晴美,一方面要照顧兩名稚齡子女,又要上街頭抗爭,引起瑞典媒體廣泛的報導。(圖/鄭日青提供的1972年9月瑞典文剪報)

 

Pontus 說,彭明敏和鄭自才住過的那間屋子,是他學建築的祖父設計建造的,房子蓋在一片森林中,現在早已看不到森林,房子也在2001年,父親90歲過世後,因維護不易而於2003年售出,目前為越南大使館所有。

 

Pontus 說,他的母親興趣廣泛,是音樂家,認識很多來自世界各國人士。他本身從小就對國際政治有興趣,他8歲時發生韓戰,後來看非洲問題,以至60年代的越戰等問題,他都很有興趣。

 

剛好他認識鄭自才,又目睹鄭自才的遭遇,簡直就是一個在他眼前發生的、活生生的研究題材,它告訴你:所謂政治庇護並沒有辦法保證你確實能够受到保護。

 

Pontus 說,這個引渡事件絕對是一個政治事件,是因為瑞典政府和美國的同盟關係,所以無法拒絕美方的要求。否則為什麼決定接受政治庇護申請時,已經認定鄭自才的案子(刺蔣案)是政治事件,卻在同意引渡時又說刺蔣案不是政治事件?因為只有認定不是政治事件,當然就不在政治庇護的範圍,當然就要把鄭自才引渡回美受刑。

 

鄭自才被引渡到美國服刑一案在瑞典引發強烈抗議,飛機起飛前,一位瑞典青年被警察打傷成殘。(圖/鄭日青提供的1972年9月瑞典文剪報)  

 

雖然國際政治的現實是如此,Pontus 說,很可惜鄭自才在引渡過程沒有律師陪同,否則,其實他在哥本哈根及倫敦,都可以申請政治庇護。

 

他哪裡知道,那個時候台灣人在海外人數寥寥無幾,力量微薄,在歐洲的人數更少,424事件後雖然燃起很多台灣人的熱情;也逼使蔣政權開始任用更多台灣人,黃文雄及鄭自才兩家人,絕大多數時間卻只能孤獨的承受那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壓力⋯⋯。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進入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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