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泰順看台灣》雲端中的不在籍投票規劃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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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泰順看台灣》雲端中的不在籍投票規劃
2020-04-20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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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年齡下修涉及修憲,不僅茲事體大更平添不少變數;不在籍投票則僅需立法便可完成,實現門檻遠低於選舉年齡下修。(圖/翻攝自中央選舉委員會官網)

 

作者/楊泰順(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立法院在3月27日一讀會通過國民黨立委提案的「18歲選舉權,20歲被選舉權」憲法修正案,1994年以來政壇話題不斷的下修選舉權主張,因此再次受到社會關注。朝野對此提案的共識度甚高,未來進行修憲,若未橫生枝節綑綁其他修憲議題,通過的機率相信不會太低。

 

但在國民黨立委大動作宣布提案下修選舉年齡後,不到一周的時間,又有林為洲、溫玉霞兩位委員,分別領銜提出兩個《公民不在籍投票法草案》。相較起來,這個提案所受到媒體的關注度,並不如年齡下修議題。尤其,年齡議題有「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新公民議會」等團體大力的鼓吹,「不在籍選民」似乎缺乏後援盟友,國內呼應的聲勢薄弱許多。由於立院多數的民進黨對不在籍投票存在不少疑慮,這兩個草案想要通過立法,很難不讓人覺得悲觀。

 

但就落實民主價值而言,不在籍投票的重要性,其實明顯高於下修投票年齡案,國內給予後者較大的關注度,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例如美國在南北戰爭時期便已實施不在籍投票,但卻遲至1971年才通過投票年齡下修,因為前者的民主意義遠較後者更重要。我國反其道而行,透露出政治人物以民主偽善包裝政黨私心的動機。

 

剛滿十八歲的年輕人,享受了上一代創造的繁榮與安定,在還沒有機會證明,他們能為社會的永續發展盡到責任前,成年人便忙不迭地要把決定治國人選與公共政策的權利交付他們,是否有些過於急躁?若干研究早已指出,今天西方國家政黨的偏激化,便與當初投票年齡的下降不無關係。且社會學家也指出,現今年齡下修而受益的「Z世代」年輕人,無論是責任感與成熟度,也都不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同年齡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故而,下修投票年齡並非不能做,但順序上是否應先補強其他民主實踐上的不足?或先配套提升年輕人的責任心?(參見筆者刊載於「優傳媒」文章<降低投票年齡,是否同步提升年輕人的責任心?>)

 

台灣屬於海島型經濟體,產業的繁榮有賴於國際合作與外貿拓展,故而每年總有上百萬同胞,必須常駐國外或遊走各國。他們的辛苦打拼,創造了台灣超過67%的國民生產總值(GDP),說他們支撐著台灣的生存命脈,一點都不為過。但他們海外打拼的成敗,有很大部分取決於國家政策的走向,如關稅稅率、進出口限制、投資保障等。然而,這些經常出門在外的經濟奇蹟締造者,卻常因無法參與選舉,政治意見並未受到國內政黨的相對重視。長期忽略這批人的政治參與權,台灣不僅沒有資格談民主,甚至顯得忘恩負義。

 

旅居海外台灣人在投票人口上的比例,應該高於現今18歲到20歲的年輕人,但為他們爭取政治參與權的呼聲,卻薄弱到幾乎聽不見。原因之一,便因這些公民較為成熟,具有獨立的政治判斷與主張,故而藍綠間並不存在過度懸殊的比例,但卻也因此引不起兩大黨為他們據理力爭的興趣。相對的,台灣年輕選民傾綠卻浮動,民進黨力求固守國民黨則亟思突破,讓這世代年輕人爭取到不成比例的政壇聲量,造成選舉平權的目標遭到扭曲。

 

選舉年齡下修涉及修憲,不僅茲事體大更平添不少變數;不在籍投票則僅需立法便可完成,實現門檻遠低於選舉年齡下修。朝野兩黨捨更重要且容易實現的立法不為,卻將心力集中於年齡下修的高難度修憲,莫非根本無意擴大選權平等,而只是為了累積將來鬥嘴的本錢?

 

行政單位在揣摩執政黨心意後,每每以技術問題搪塞實施不在籍投票的可行性。但如果連菲律賓、泰國都已實施不在籍投票,自詡國民素質高於這些國家的台灣,究竟又有何具說服力的理由,長期延宕這項制度的施行?根據統計,現今國際已有八十餘個國家,具有實施不在籍投票的經驗,台灣若有心推動,並不難找到符合國情的參考實例。問題是,裝睡的人叫不醒,所謂民主,在台灣不過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非上下真正追求的價值。   

 

選舉年齡下修涉及修憲,不僅茲事體大更平添不少變數;不在籍投票則僅需立法便可完成,實現門檻遠低於選舉年齡下修。(圖/翻攝自中央選舉委員會官網)

 

作者/楊泰順(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立法院在3月27日一讀會通過國民黨立委提案的「18歲選舉權,20歲被選舉權」憲法修正案,1994年以來政壇話題不斷的下修選舉權主張,因此再次受到社會關注。朝野對此提案的共識度甚高,未來進行修憲,若未橫生枝節綑綁其他修憲議題,通過的機率相信不會太低。

 

但在國民黨立委大動作宣布提案下修選舉年齡後,不到一周的時間,又有林為洲、溫玉霞兩位委員,分別領銜提出兩個《公民不在籍投票法草案》。相較起來,這個提案所受到媒體的關注度,並不如年齡下修議題。尤其,年齡議題有「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新公民議會」等團體大力的鼓吹,「不在籍選民」似乎缺乏後援盟友,國內呼應的聲勢薄弱許多。由於立院多數的民進黨對不在籍投票存在不少疑慮,這兩個草案想要通過立法,很難不讓人覺得悲觀。

 

但就落實民主價值而言,不在籍投票的重要性,其實明顯高於下修投票年齡案,國內給予後者較大的關注度,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例如美國在南北戰爭時期便已實施不在籍投票,但卻遲至1971年才通過投票年齡下修,因為前者的民主意義遠較後者更重要。我國反其道而行,透露出政治人物以民主偽善包裝政黨私心的動機。

 

剛滿十八歲的年輕人,享受了上一代創造的繁榮與安定,在還沒有機會證明,他們能為社會的永續發展盡到責任前,成年人便忙不迭地要把決定治國人選與公共政策的權利交付他們,是否有些過於急躁?若干研究早已指出,今天西方國家政黨的偏激化,便與當初投票年齡的下降不無關係。且社會學家也指出,現今年齡下修而受益的「Z世代」年輕人,無論是責任感與成熟度,也都不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同年齡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故而,下修投票年齡並非不能做,但順序上是否應先補強其他民主實踐上的不足?或先配套提升年輕人的責任心?(參見筆者刊載於「優傳媒」文章<降低投票年齡,是否同步提升年輕人的責任心?>)

 

台灣屬於海島型經濟體,產業的繁榮有賴於國際合作與外貿拓展,故而每年總有上百萬同胞,必須常駐國外或遊走各國。他們的辛苦打拼,創造了台灣超過67%的國民生產總值(GDP),說他們支撐著台灣的生存命脈,一點都不為過。但他們海外打拼的成敗,有很大部分取決於國家政策的走向,如關稅稅率、進出口限制、投資保障等。然而,這些經常出門在外的經濟奇蹟締造者,卻常因無法參與選舉,政治意見並未受到國內政黨的相對重視。長期忽略這批人的政治參與權,台灣不僅沒有資格談民主,甚至顯得忘恩負義。

 

旅居海外台灣人在投票人口上的比例,應該高於現今18歲到20歲的年輕人,但為他們爭取政治參與權的呼聲,卻薄弱到幾乎聽不見。原因之一,便因這些公民較為成熟,具有獨立的政治判斷與主張,故而藍綠間並不存在過度懸殊的比例,但卻也因此引不起兩大黨為他們據理力爭的興趣。相對的,台灣年輕選民傾綠卻浮動,民進黨力求固守國民黨則亟思突破,讓這世代年輕人爭取到不成比例的政壇聲量,造成選舉平權的目標遭到扭曲。

 

選舉年齡下修涉及修憲,不僅茲事體大更平添不少變數;不在籍投票則僅需立法便可完成,實現門檻遠低於選舉年齡下修。朝野兩黨捨更重要且容易實現的立法不為,卻將心力集中於年齡下修的高難度修憲,莫非根本無意擴大選權平等,而只是為了累積將來鬥嘴的本錢?

 

行政單位在揣摩執政黨心意後,每每以技術問題搪塞實施不在籍投票的可行性。但如果連菲律賓、泰國都已實施不在籍投票,自詡國民素質高於這些國家的台灣,究竟又有何具說服力的理由,長期延宕這項制度的施行?根據統計,現今國際已有八十餘個國家,具有實施不在籍投票的經驗,台灣若有心推動,並不難找到符合國情的參考實例。問題是,裝睡的人叫不醒,所謂民主,在台灣不過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非上下真正追求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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