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巴黎聖母院熊熊烈火中的領悟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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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巴黎聖母院熊熊烈火中的領悟
2020-02-09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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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院未遭火災前拍攝的木質浮雕,如今可能已經成為灰燼。(圖/作者劉敦仁攝)

作者/劉敦仁

2019年4月15日,巴黎一場大火燒掉了法國人的傲氣,摧毀了法國人的浪漫,享有八百年歷史的巴黎聖母院 (Notre Dame Cathedral) 在大火中付之一炬,面目全非。

 

我從You Tube 中看到熊熊大火正將高聳入雲的尖塔吞沒時,心頭的確有股難言的悲哀。這是一座不凡的宗教場所,也是不朽的歷史藝術殿堂。

 

我是在1960年時代就讀馬德里大學時,在我最喜愛的課程「世界藝術史」 裡,初次接觸到這座歌德式建築的典型代表作。從那時起就始終醞釀著一探該建築真面目的憧憬。

 

幾次的巴黎行,都是因為巴黎聖母院的人潮擁擠,使我踟躕不前。去教堂原本就是要將世俗的心境安靜下來,仰望釘在十字架上耶穌受難的聖體,牽動內心檢測自我靈魂的罪孽。然而在擠滿遊客人聲嘈雜的境遇中,卻益增心緒的煩躁。多年來歐洲各國的教堂,早已成為沒有目的的「遊客」休閒場所,儼然是一個喧嘩的聚集地。

 

記得1960年時代,我在羅馬工作,每逢週末或是公共假期,唯一令我嚮往的去處就是教堂,或是地下古墓。那時候參觀的遊客寥寥無幾,在教堂裡見到的「遊客」,幾乎都是人手一冊學習那精湛的壁畫、沉厚的雕塑,以及石棺上銘刻的文字記載,處處都是歷史和文化。然好景不長,不知從何時開始,教堂裡塞滿了蜂擁而至的遊客,到了週末更是水洩不通,也因此我對參觀教堂的意願開始衰退。唯有在小城市或是鄉村,仍然可以滿足在教堂裡自我省察的機會。

 

記得在義大利米蘭,每次去那裡,我肯定會去另一座歌德式的大主保大教堂參拜。有一天遊人雖多,教堂裡還保持著肅穆的氣氛。在眾多人潮中,我看到一群約三十多位日本旅遊團。他們都安靜地用同一個姿態,同一個方向,仰望著教堂的頂端,不時轉頭觀望。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趨前靠近他們注意了一會,才發現,原來他們的導遊,用一個極其小巧的麥克風,輕聲地解說。而每個日本遊客的耳朵上都掛著一個耳機。在不打擾其他遊客的前提下,又尊重教堂不準喧嘩的規定,履行了旅遊團導遊的職責。

 

作者劉敦仁夫婦在巴黎聖母院的正門首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2017年10月,我和妻子正在歐洲遊覽,再次到了巴黎,這個我們已經多次造訪的城市,一切都是那麼地熟悉,唯獨聞名全球的巴黎聖母院,居然還沒有踏入一窺究竟。但一看到門口仍如往日一般,遊客排著長龍,我幾乎又要打退堂鼓。

 

妻子用堅定卻又帶有幾分建議的口吻說,我們的年齡不容許再等待,再不進去參觀,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了。她說得很對,全球在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積極推動下,觀光活動只會有增無減。要想教堂恢復從前的寧靜幾乎是不可能的奢求了。於是買了入場券,教堂售票處給我們預定了入場的時間。

 

為了限制遊客人數同時進入教堂,幾乎在所有對遊客具有吸引力的歐洲各國大教堂,現在都已開始對外售票,免費入場的光景早已一去不復返。買了票還要等指定時間方能進場。我們在西班牙南部格納拉達城市,就遇到過逾時不得進入的尷尬。

 

那是西班牙1492年最後一個阿拉伯摩爾王室的遺蹟,其中有一個代表摩爾藝術的大廳,需要單獨購買入場券。我早在三個月前即已經訂妥。準備參觀完其他部分後趕過去欣賞摩爾藝術。不料因為整個王室遺蹟太過豐富,我們竟然忘了時間,等想起來時已經晚了二十分鐘。

 

抵達那座藝術殿堂,守門的女士看到我們的票已經過時,怎麼說好說歹都一口拒絕我們的要求,只得敗興而回。

 

有了這次的痛苦經驗,之後不論去哪裡參觀,就只得安分守己。所以來到巴黎聖母院,距離我們入場還有半小時,卻不敢輕舉妄動,就在正門首的廣場上拍照消磨時間。

 

之所以我對巴黎聖母院如此地執著,除了它的建築造型藝術文化吸引力外,還有文學的影響。法國十九世紀的偉大作家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 兩本作品勾起我的興趣。《孤星淚》 (Les Miserables) 是1862年出版的不朽之作,迄今為止,美國等地仍然將其編製成舞臺劇在各地上演。但和巴黎聖母院更有關聯的是他在1831年出版的 《鐘樓怪人》 (The Hunchbank of Norte Dame)。

 

就是因為這部小說的情節發生在巴黎聖母院的鐘樓裡,所以至今許多歐美國家的旅客到巴黎聖母院,無論如何都要上到鐘樓一睹為快。所以在購買了巴黎聖母院的入場券後,另外還得購買專為參觀鐘樓的「上樓費」!

 

看到眾多擁擠的旅客,我決定放棄參觀的願望,也許將鐘樓的印象留在腦海中增加想像力更為有情趣。然而我錯了,今年四月的一場大火,將我對該鐘樓的想像力徹底「毀滅」!

 

其實在巴黎聖母院中有一段中國淒涼的歷史不為現代人所知,更不會引起來自世界各國遊客的注意,因為這段歷史與他們毫無關聯。我在參觀期間,曾看到不少的華夏同胞,他們在經過那段歷史的記載時,並沒有駐足細看,而是一閃而過。

 

懸掛在聖母院地下室中國修士安葬處的中國式聖母聖嬰油畫。(圖/作者劉敦仁攝)

說到這段歷史,應該回溯到發生在滿清咸豐年間一場震驚中外的「青巖教案」,也是當時發生在中國貴州的第一個教案。法國在中國傳教工作應該是自明代開始,其中對在貴州傳教工作的開展不遺餘力。二次鴉片戰爭後,滿清和西方簽訂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法國在貴州的主教胡縛理利用條約中的條款,在貴州擴張法國宗教勢力範圍。一方面向當地地方官員施加壓力,一方面又分庭抗禮。

 

1856年(咸豐六年),時任貴州第二任法國主教胡縛理擔任貴陽小修道院院長職務,為了培養本地的神職人員,他選擇了青巖鎮的姚家關,於咸豐九年 (1859)籌建了小修道院,任命傳教士白伯多祿擔任院長一職,同時招收了十多位修士。

 

由於法國在貴州的傳教區,傳教士和教會始終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藐視清廷官府,還欺壓當地百姓,暗地勾結不良份子在地方製造事端,並霸佔土地,導致百姓反洋的情緒高漲,滿清地方官府對外國宗教的排斥也因此浮上檯面。

 

咸豐11年 (1861) 4月,法國主教胡縛理,在法國傳教士任國柱陪同下,趾高氣揚地去見貴州巡撫何冠英和提督田興恕,卻遭到始料不及的冷遇和拒見。田興恕還警告該主教,貴州沒有必要再增加教門。並嚴辭告以,如今後教徒中有違法亂紀情事發生,法國教會難辭其咎。

 

與此同時,田興恕先後指令青巖團務道趙國澍領兵到貴陽北天主堂驅趕教徒,並沒收宗教用品。兩位清吏還祕密函知各府、州、縣,一旦發現有傳播天主教義蠱惑人心者,絕不能姑息並以外來盜匪看待。

 

這一年端午佳節,貴州古城青巖鎮百姓按傳統上街「遊百病」作為慶祝,一部分群眾途經姚家關大修院時,有孩子們高聲朗誦民謠:「火燒天主堂,洋人坐班房。引起修院不滿。當時守門人連同四名修士出面驅趕,並與群眾發生衝突。青巖鎮團務道趙國澍將這批修道士拘捕後加以訓斥,並告誡他們要向官府保證,如不放棄洋教,也不脫離洋人者將予處死。

 

修士們回去後,即向院長白伯多祿報告所發生的經過,他只得帶領全體逃往附近楊梅高寨教徒家暫避。清廷地方官府等了五天,沒有得到教會的任何答覆,田興恕下令趙國澍將修道院鬧事的守門人羅廷蔭 (John Baptist Luo Ting-yin) ,及兩位修士張如祥 (Joseph Zhang Wen-nien) 和陳昌平 (Paul Chen Changpin) 一同關押在團務署,並查抄修道院,最後將該院燒燬。

 

由於三人誓不甘休, 趙國澍一怒之下,在7月29日將他們三人祕密押至青巖鎮北謝家坡準備行刑。不料途中見到修道院女廚工王瑪兒(Martha Wang-luo Mande),擔心其會走漏風聲,於是將王瑪兒逮捕一併斬首。

 

訊息傳出後,法國教會當然不會就此罷休。於是前往北京和清廷代表勞崇光談判,結果是貴陽府要張貼天津條約二十份,貴州巡撫向胡傅理主教賠償被沒收的書籍,宗教用品及房舍等,已損毀的財物賠償五千兩銀。

 

至於被殺的四個修士及工人,賠款建造四座豪華墓地將其安葬。清朝廷萬般無奈下,將田興恕革職併發配到新疆,何冠英和趙國澍因已經去世則不再追究。至於被焚燬的修道院,清廷賠償白銀一萬兩千兩,糾纏了四年的「青巖教案」始得以平息。

 

「青巖教案」是發生在清廷的第一個教案,影響著其他教區隨後接連發生「開州教案」和「遵義教案」,世稱貴州三大教案,並且蔓延到四川發生「酉陽教案」和安徽的「安慶教案」,反洋鬥爭形同烈火焚燒。

 

時隔幾乎近百年,中國解放後前半段日子裡,生活在深山重嶺中的貴州老百姓,只要一提到外籍人,必然會產生恐懼和厭惡的心情。原來法國教會在貴州肆無忌憚地徵收土地時,經常會用「一張牛皮」作為圈地範圍的要求。「牛皮圈地」是歷史上的怪現象,早在公元前八世紀,就發生腓尼基人在非洲用牛皮圈地不勞而獲的卑鄙行徑。

 

所謂的「牛皮圈地」完全是欺騙的手段,他們以為一張牛皮大小的土地非常有限,作為糊弄當地百姓的手段。一旦達成協議,獲得者即將牛皮沿著邊剪成細線再用來圈地,當地百姓此時已經無可奈何。

 

據說貴州百姓也曾遭到相似的命運,所以後來只要一聽到外籍人,必定會咬牙切齒。不管此傳說是否屬實,法國教會在貴州的為非作歹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這一起本來就是西方宗教在中國仗勢欺人,受到法國培養的本地修士,也就難免會對當地百姓表現出狐假虎威的嘴臉,導致雙方的矛盾並因此而引發教案。在積弱無能的清朝,因洋人的氣勢凌人,結果反要清廷出面賠禮道歉,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屈辱的一頁。在青巖教案中被殺的兩個修士其中一位陳昌平 (Paul Chen Changpin), 被教廷冊封為殉道聖人後,還大張旗鼓地將其遺骸從中國遷移到巴黎聖母院中安葬。

 

陳昌平是1838年出生在貴州一個窮鄉僻壤村莊裡的貧窮家庭,雙親早亡故,被法國神父收養,15歲(1853年)進入初級神學院,同年接受領洗,第二年首次領了聖體。1860年升級進入高階神學院,時年22歲。

 

1861年6月12日,貴州團務署將其與其他修士一併逮捕後釋放,但要他們和洋人脫離關係。因為沒有回覆,團務署趙國澍在提督田興恕的指示下,將其祕密處死。

 

1879年教宗雷奧十三世 (Leon XIII) 為陳昌平賜福,換言之,就是梵蒂岡認同陳昌平是為教會殉道的。到了1908年,教宗庇烏斯十世 (Pius X) 為其行宣福禮,這說明梵蒂岡進一步承認陳昌平在中國天主教的發展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力。

 

經過了十二年,法國天主教決定在1920年6月10日,將陳昌平的遺骸及一些他曾經使用過的宗教遺物運到巴黎,安置在聖母院的聖嬰堂內。2000年教宗約翰.保羅二世 (John Paul II) 為包括陳昌平在內的120位中國傳教士封聖。意味著這些在西方傳教士培養下的中國傳教士及修士都進入天主教裡最高的神聖地位。巴黎主教傑羅姆.波 (Jerome Beau) 特地在2010年6月10日在巴黎聖母院中舉行了一場特殊的彌撒,紀念陳昌平遺骸遷移到巴黎聖母院九十週年。

 

巴黎聖母院的地下室有一個特殊的佈置,環繞地下室設計了不同的小聖母聖堂。每一個聖堂裡的聖母像膚色各異,有黑人的造型代表著來自非洲的聖母。有印度婦女的臉型代表著聖母來自印度……

 

其中有一個中國聖母堂,聖母的形象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婦女。手裡抱著酷似中國嬰兒臉龐的聖嬰,代表這位聖母來自中國。表面看來似乎教會在宣揚聖母瑪麗亞的無處不在,實際上隱藏著西方的宗教勢力遍及地球的每個角落。陳昌平就埋葬在這個「聖神的中國聖母堂」裡。

 

進入聖母院參觀時,我跟著人群,徐徐地從右邊向祭臺方向行走,中間一排絢麗的浮雕深深吸引著我的視線,於是駐足細心欣賞每一個浮雕的造型及其藝術感。其中一塊棕色的匾額吸住了我的眼神。匾額上的描述是用法文書寫,每一段文字後有中文翻譯。匾額頂上刻著「天主賜福」四個中文字,第二段為:「聖陳昌平保祿修士」。後面兩段的中文翻譯就出現了一些語病,令人發笑。但我站在那裡反覆觀看,深感一個中國籍的修士,因為教案而「殉道」,居然受到法國教會如此地重視,不僅安葬在歷史悠久的大教堂裡,而且還有旅居法國的畫家為其畫像。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我久久無法理解這眼前的一切。

 

原來設置在聖母院大堂左側的紀念殉教的中國修士匾額。(圖/作者劉敦仁攝)

就在這頃刻間我的思潮回到求學時代,在歷史課中讀到腐敗滿清時代教案時義憤填膺的心緒。萬沒有料到經歷了逾半個世紀,居然在巴黎聖母院我看到中國這一段滄桑史的延續!

 

法國教會在滿清時代對中華大地肆無忌憚地滲透,其目的不外試圖用宗教來改變中華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這和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大肆殺戮原住民導致最後種族滅絕,幾乎是「殊途同歸」。宗教原本是勸人為善,造福社會。但是千百年來宗教偏離正途,為其政府助紂為虐的斑斑劣跡,煽動人種之間的矛盾甚至是相互猜忌,導致掠奪併吞,至令宗教蒙上陰影。

 

我慶幸斟酌了近三十年才到巴黎聖母院參拜,因此親眼目睹法國教會對中國教案時過境遷已經百年,但對這千絲萬縷的情結似乎並沒有忘卻甚至妄言放棄。反而契鍥而不捨地通過三位教宗先後予以褒獎、施福,終至封聖。

 

不知今年四月的一場大火燒燬了巴黎聖母院,是否會連帶將法國教會對中國教案的「念念不忘」與那熊熊烈火一併化成灰燼隨風而逝?在參觀時,我不經心地將中國畫家繪製的油畫,以及法國教會製作的天主賜福匾額等攝入鏡頭,無形中成為歷史見證的意外收穫,因為所有的原件都可能已化為灰燼!

 

明年是陳昌平修士遺骸遷移到巴黎聖母院的百週年,由於聖母院已經毀於烈火成為一片廢墟。那麼法國主教府是否會想方設法,另闢聖堂為法國教會獻身犧牲的中國籍修士作一場別開生面的彌撒?假如真成為事實,那我就有理由得出一個道理,法國教會仍然懷著夢迴魂牽捲土重來卻永遠達不到的空想! (2019年12月12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聖母院未遭火災前拍攝的木質浮雕,如今可能已經成為灰燼。(圖/作者劉敦仁攝)

作者/劉敦仁

2019年4月15日,巴黎一場大火燒掉了法國人的傲氣,摧毀了法國人的浪漫,享有八百年歷史的巴黎聖母院 (Notre Dame Cathedral) 在大火中付之一炬,面目全非。

 

我從You Tube 中看到熊熊大火正將高聳入雲的尖塔吞沒時,心頭的確有股難言的悲哀。這是一座不凡的宗教場所,也是不朽的歷史藝術殿堂。

 

我是在1960年時代就讀馬德里大學時,在我最喜愛的課程「世界藝術史」 裡,初次接觸到這座歌德式建築的典型代表作。從那時起就始終醞釀著一探該建築真面目的憧憬。

 

幾次的巴黎行,都是因為巴黎聖母院的人潮擁擠,使我踟躕不前。去教堂原本就是要將世俗的心境安靜下來,仰望釘在十字架上耶穌受難的聖體,牽動內心檢測自我靈魂的罪孽。然而在擠滿遊客人聲嘈雜的境遇中,卻益增心緒的煩躁。多年來歐洲各國的教堂,早已成為沒有目的的「遊客」休閒場所,儼然是一個喧嘩的聚集地。

 

記得1960年時代,我在羅馬工作,每逢週末或是公共假期,唯一令我嚮往的去處就是教堂,或是地下古墓。那時候參觀的遊客寥寥無幾,在教堂裡見到的「遊客」,幾乎都是人手一冊學習那精湛的壁畫、沉厚的雕塑,以及石棺上銘刻的文字記載,處處都是歷史和文化。然好景不長,不知從何時開始,教堂裡塞滿了蜂擁而至的遊客,到了週末更是水洩不通,也因此我對參觀教堂的意願開始衰退。唯有在小城市或是鄉村,仍然可以滿足在教堂裡自我省察的機會。

 

記得在義大利米蘭,每次去那裡,我肯定會去另一座歌德式的大主保大教堂參拜。有一天遊人雖多,教堂裡還保持著肅穆的氣氛。在眾多人潮中,我看到一群約三十多位日本旅遊團。他們都安靜地用同一個姿態,同一個方向,仰望著教堂的頂端,不時轉頭觀望。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趨前靠近他們注意了一會,才發現,原來他們的導遊,用一個極其小巧的麥克風,輕聲地解說。而每個日本遊客的耳朵上都掛著一個耳機。在不打擾其他遊客的前提下,又尊重教堂不準喧嘩的規定,履行了旅遊團導遊的職責。

 

作者劉敦仁夫婦在巴黎聖母院的正門首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2017年10月,我和妻子正在歐洲遊覽,再次到了巴黎,這個我們已經多次造訪的城市,一切都是那麼地熟悉,唯獨聞名全球的巴黎聖母院,居然還沒有踏入一窺究竟。但一看到門口仍如往日一般,遊客排著長龍,我幾乎又要打退堂鼓。

 

妻子用堅定卻又帶有幾分建議的口吻說,我們的年齡不容許再等待,再不進去參觀,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了。她說得很對,全球在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積極推動下,觀光活動只會有增無減。要想教堂恢復從前的寧靜幾乎是不可能的奢求了。於是買了入場券,教堂售票處給我們預定了入場的時間。

 

為了限制遊客人數同時進入教堂,幾乎在所有對遊客具有吸引力的歐洲各國大教堂,現在都已開始對外售票,免費入場的光景早已一去不復返。買了票還要等指定時間方能進場。我們在西班牙南部格納拉達城市,就遇到過逾時不得進入的尷尬。

 

那是西班牙1492年最後一個阿拉伯摩爾王室的遺蹟,其中有一個代表摩爾藝術的大廳,需要單獨購買入場券。我早在三個月前即已經訂妥。準備參觀完其他部分後趕過去欣賞摩爾藝術。不料因為整個王室遺蹟太過豐富,我們竟然忘了時間,等想起來時已經晚了二十分鐘。

 

抵達那座藝術殿堂,守門的女士看到我們的票已經過時,怎麼說好說歹都一口拒絕我們的要求,只得敗興而回。

 

有了這次的痛苦經驗,之後不論去哪裡參觀,就只得安分守己。所以來到巴黎聖母院,距離我們入場還有半小時,卻不敢輕舉妄動,就在正門首的廣場上拍照消磨時間。

 

之所以我對巴黎聖母院如此地執著,除了它的建築造型藝術文化吸引力外,還有文學的影響。法國十九世紀的偉大作家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 兩本作品勾起我的興趣。《孤星淚》 (Les Miserables) 是1862年出版的不朽之作,迄今為止,美國等地仍然將其編製成舞臺劇在各地上演。但和巴黎聖母院更有關聯的是他在1831年出版的 《鐘樓怪人》 (The Hunchbank of Norte Dame)。

 

就是因為這部小說的情節發生在巴黎聖母院的鐘樓裡,所以至今許多歐美國家的旅客到巴黎聖母院,無論如何都要上到鐘樓一睹為快。所以在購買了巴黎聖母院的入場券後,另外還得購買專為參觀鐘樓的「上樓費」!

 

看到眾多擁擠的旅客,我決定放棄參觀的願望,也許將鐘樓的印象留在腦海中增加想像力更為有情趣。然而我錯了,今年四月的一場大火,將我對該鐘樓的想像力徹底「毀滅」!

 

其實在巴黎聖母院中有一段中國淒涼的歷史不為現代人所知,更不會引起來自世界各國遊客的注意,因為這段歷史與他們毫無關聯。我在參觀期間,曾看到不少的華夏同胞,他們在經過那段歷史的記載時,並沒有駐足細看,而是一閃而過。

 

懸掛在聖母院地下室中國修士安葬處的中國式聖母聖嬰油畫。(圖/作者劉敦仁攝)

說到這段歷史,應該回溯到發生在滿清咸豐年間一場震驚中外的「青巖教案」,也是當時發生在中國貴州的第一個教案。法國在中國傳教工作應該是自明代開始,其中對在貴州傳教工作的開展不遺餘力。二次鴉片戰爭後,滿清和西方簽訂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法國在貴州的主教胡縛理利用條約中的條款,在貴州擴張法國宗教勢力範圍。一方面向當地地方官員施加壓力,一方面又分庭抗禮。

 

1856年(咸豐六年),時任貴州第二任法國主教胡縛理擔任貴陽小修道院院長職務,為了培養本地的神職人員,他選擇了青巖鎮的姚家關,於咸豐九年 (1859)籌建了小修道院,任命傳教士白伯多祿擔任院長一職,同時招收了十多位修士。

 

由於法國在貴州的傳教區,傳教士和教會始終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藐視清廷官府,還欺壓當地百姓,暗地勾結不良份子在地方製造事端,並霸佔土地,導致百姓反洋的情緒高漲,滿清地方官府對外國宗教的排斥也因此浮上檯面。

 

咸豐11年 (1861) 4月,法國主教胡縛理,在法國傳教士任國柱陪同下,趾高氣揚地去見貴州巡撫何冠英和提督田興恕,卻遭到始料不及的冷遇和拒見。田興恕還警告該主教,貴州沒有必要再增加教門。並嚴辭告以,如今後教徒中有違法亂紀情事發生,法國教會難辭其咎。

 

與此同時,田興恕先後指令青巖團務道趙國澍領兵到貴陽北天主堂驅趕教徒,並沒收宗教用品。兩位清吏還祕密函知各府、州、縣,一旦發現有傳播天主教義蠱惑人心者,絕不能姑息並以外來盜匪看待。

 

這一年端午佳節,貴州古城青巖鎮百姓按傳統上街「遊百病」作為慶祝,一部分群眾途經姚家關大修院時,有孩子們高聲朗誦民謠:「火燒天主堂,洋人坐班房。引起修院不滿。當時守門人連同四名修士出面驅趕,並與群眾發生衝突。青巖鎮團務道趙國澍將這批修道士拘捕後加以訓斥,並告誡他們要向官府保證,如不放棄洋教,也不脫離洋人者將予處死。

 

修士們回去後,即向院長白伯多祿報告所發生的經過,他只得帶領全體逃往附近楊梅高寨教徒家暫避。清廷地方官府等了五天,沒有得到教會的任何答覆,田興恕下令趙國澍將修道院鬧事的守門人羅廷蔭 (John Baptist Luo Ting-yin) ,及兩位修士張如祥 (Joseph Zhang Wen-nien) 和陳昌平 (Paul Chen Changpin) 一同關押在團務署,並查抄修道院,最後將該院燒燬。

 

由於三人誓不甘休, 趙國澍一怒之下,在7月29日將他們三人祕密押至青巖鎮北謝家坡準備行刑。不料途中見到修道院女廚工王瑪兒(Martha Wang-luo Mande),擔心其會走漏風聲,於是將王瑪兒逮捕一併斬首。

 

訊息傳出後,法國教會當然不會就此罷休。於是前往北京和清廷代表勞崇光談判,結果是貴陽府要張貼天津條約二十份,貴州巡撫向胡傅理主教賠償被沒收的書籍,宗教用品及房舍等,已損毀的財物賠償五千兩銀。

 

至於被殺的四個修士及工人,賠款建造四座豪華墓地將其安葬。清朝廷萬般無奈下,將田興恕革職併發配到新疆,何冠英和趙國澍因已經去世則不再追究。至於被焚燬的修道院,清廷賠償白銀一萬兩千兩,糾纏了四年的「青巖教案」始得以平息。

 

「青巖教案」是發生在清廷的第一個教案,影響著其他教區隨後接連發生「開州教案」和「遵義教案」,世稱貴州三大教案,並且蔓延到四川發生「酉陽教案」和安徽的「安慶教案」,反洋鬥爭形同烈火焚燒。

 

時隔幾乎近百年,中國解放後前半段日子裡,生活在深山重嶺中的貴州老百姓,只要一提到外籍人,必然會產生恐懼和厭惡的心情。原來法國教會在貴州肆無忌憚地徵收土地時,經常會用「一張牛皮」作為圈地範圍的要求。「牛皮圈地」是歷史上的怪現象,早在公元前八世紀,就發生腓尼基人在非洲用牛皮圈地不勞而獲的卑鄙行徑。

 

所謂的「牛皮圈地」完全是欺騙的手段,他們以為一張牛皮大小的土地非常有限,作為糊弄當地百姓的手段。一旦達成協議,獲得者即將牛皮沿著邊剪成細線再用來圈地,當地百姓此時已經無可奈何。

 

據說貴州百姓也曾遭到相似的命運,所以後來只要一聽到外籍人,必定會咬牙切齒。不管此傳說是否屬實,法國教會在貴州的為非作歹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這一起本來就是西方宗教在中國仗勢欺人,受到法國培養的本地修士,也就難免會對當地百姓表現出狐假虎威的嘴臉,導致雙方的矛盾並因此而引發教案。在積弱無能的清朝,因洋人的氣勢凌人,結果反要清廷出面賠禮道歉,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屈辱的一頁。在青巖教案中被殺的兩個修士其中一位陳昌平 (Paul Chen Changpin), 被教廷冊封為殉道聖人後,還大張旗鼓地將其遺骸從中國遷移到巴黎聖母院中安葬。

 

陳昌平是1838年出生在貴州一個窮鄉僻壤村莊裡的貧窮家庭,雙親早亡故,被法國神父收養,15歲(1853年)進入初級神學院,同年接受領洗,第二年首次領了聖體。1860年升級進入高階神學院,時年22歲。

 

1861年6月12日,貴州團務署將其與其他修士一併逮捕後釋放,但要他們和洋人脫離關係。因為沒有回覆,團務署趙國澍在提督田興恕的指示下,將其祕密處死。

 

1879年教宗雷奧十三世 (Leon XIII) 為陳昌平賜福,換言之,就是梵蒂岡認同陳昌平是為教會殉道的。到了1908年,教宗庇烏斯十世 (Pius X) 為其行宣福禮,這說明梵蒂岡進一步承認陳昌平在中國天主教的發展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力。

 

經過了十二年,法國天主教決定在1920年6月10日,將陳昌平的遺骸及一些他曾經使用過的宗教遺物運到巴黎,安置在聖母院的聖嬰堂內。2000年教宗約翰.保羅二世 (John Paul II) 為包括陳昌平在內的120位中國傳教士封聖。意味著這些在西方傳教士培養下的中國傳教士及修士都進入天主教裡最高的神聖地位。巴黎主教傑羅姆.波 (Jerome Beau) 特地在2010年6月10日在巴黎聖母院中舉行了一場特殊的彌撒,紀念陳昌平遺骸遷移到巴黎聖母院九十週年。

 

巴黎聖母院的地下室有一個特殊的佈置,環繞地下室設計了不同的小聖母聖堂。每一個聖堂裡的聖母像膚色各異,有黑人的造型代表著來自非洲的聖母。有印度婦女的臉型代表著聖母來自印度……

 

其中有一個中國聖母堂,聖母的形象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婦女。手裡抱著酷似中國嬰兒臉龐的聖嬰,代表這位聖母來自中國。表面看來似乎教會在宣揚聖母瑪麗亞的無處不在,實際上隱藏著西方的宗教勢力遍及地球的每個角落。陳昌平就埋葬在這個「聖神的中國聖母堂」裡。

 

進入聖母院參觀時,我跟著人群,徐徐地從右邊向祭臺方向行走,中間一排絢麗的浮雕深深吸引著我的視線,於是駐足細心欣賞每一個浮雕的造型及其藝術感。其中一塊棕色的匾額吸住了我的眼神。匾額上的描述是用法文書寫,每一段文字後有中文翻譯。匾額頂上刻著「天主賜福」四個中文字,第二段為:「聖陳昌平保祿修士」。後面兩段的中文翻譯就出現了一些語病,令人發笑。但我站在那裡反覆觀看,深感一個中國籍的修士,因為教案而「殉道」,居然受到法國教會如此地重視,不僅安葬在歷史悠久的大教堂裡,而且還有旅居法國的畫家為其畫像。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我久久無法理解這眼前的一切。

 

原來設置在聖母院大堂左側的紀念殉教的中國修士匾額。(圖/作者劉敦仁攝)

就在這頃刻間我的思潮回到求學時代,在歷史課中讀到腐敗滿清時代教案時義憤填膺的心緒。萬沒有料到經歷了逾半個世紀,居然在巴黎聖母院我看到中國這一段滄桑史的延續!

 

法國教會在滿清時代對中華大地肆無忌憚地滲透,其目的不外試圖用宗教來改變中華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這和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大肆殺戮原住民導致最後種族滅絕,幾乎是「殊途同歸」。宗教原本是勸人為善,造福社會。但是千百年來宗教偏離正途,為其政府助紂為虐的斑斑劣跡,煽動人種之間的矛盾甚至是相互猜忌,導致掠奪併吞,至令宗教蒙上陰影。

 

我慶幸斟酌了近三十年才到巴黎聖母院參拜,因此親眼目睹法國教會對中國教案時過境遷已經百年,但對這千絲萬縷的情結似乎並沒有忘卻甚至妄言放棄。反而契鍥而不捨地通過三位教宗先後予以褒獎、施福,終至封聖。

 

不知今年四月的一場大火燒燬了巴黎聖母院,是否會連帶將法國教會對中國教案的「念念不忘」與那熊熊烈火一併化成灰燼隨風而逝?在參觀時,我不經心地將中國畫家繪製的油畫,以及法國教會製作的天主賜福匾額等攝入鏡頭,無形中成為歷史見證的意外收穫,因為所有的原件都可能已化為灰燼!

 

明年是陳昌平修士遺骸遷移到巴黎聖母院的百週年,由於聖母院已經毀於烈火成為一片廢墟。那麼法國主教府是否會想方設法,另闢聖堂為法國教會獻身犧牲的中國籍修士作一場別開生面的彌撒?假如真成為事實,那我就有理由得出一個道理,法國教會仍然懷著夢迴魂牽捲土重來卻永遠達不到的空想! (2019年12月12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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