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九)我所感悟的中國與世界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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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九)我所感悟的中國與世界
2019-07-23 1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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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圖/翻攝自YouTube)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Y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3.6 我所感悟的中國與世界

 

直到2010年初離開聯合早報,我整整寫了十年的評論專欄《紙上風雲》。公司從節約成本考慮,有一個規定,凡是執行級高級職員,為公司所做的任何額外工作,都屬於應盡的義務。我有時候很無聊地想,以稿費標準的中位數粗略計算,每星期寫一篇專欄文章,十年下來就有500多篇,相當於我為聯合早報節省了十幾萬新元(約新台幣231萬元)的稿費。

 

說實話,對於大多數作者而言,給報紙寫稿的初衷並非是為了賺取稿費,而純粹是為了借用這個平臺來獲得自我表達的滿足感。一般而論,懷著這種動機寫作,作者的自我要求都比較高,雖然文章的品質因人而異,但總體感覺就是比較純粹。

 

畢竟,寫文章是一個涉及靈魂的事情,賣文為生也要講人格。至於是否有反例,把寫文章當作一門生意來操作?我覺得是有的。比如在香港,據說就有幾個寫手,為了賺取稿費,願意迎合不同報紙的不同立場和理念,坦然地做到「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我在聯合早報的十多年時間裡,正是中國社會發生巨變的重要時期。這種變化使外部世界在期待與懷疑中做出了一系列反應,而外部世界的反應也對中國社會的變遷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在新加坡的最初兩年,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在經濟上,我還感覺不到大陸在東南亞的明顯存在。比如在文化上,臺灣和香港的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幾代華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甚至塑造了他們的欣賞習慣;在經濟上,來自歐美日的資本和產品佔據壓倒性地位。

 

中國的崛起

 

至於中國,亦是如此。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視野同樣聚焦於西方發達國家,對東南亞未予重視,也不甚瞭解。而從涉及大陸、香港、臺灣的新聞報導看,這一點就顯得更加明顯。雖然中國和東南亞互為近鄰,但彼此之間沒有多少利益交織,貿易、投資和其他經濟領域的合作都是零打碎敲。

 

但是,此後有兩件大事開始逐漸改變這種狀況。一是1997年的香港回歸,使整個東南亞真切感受到一個嶄新時代噴薄而出的震撼;二是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不只堅持不讓人民幣貶值,使東亞各國免受新一波災難,而且更以慷慨的援助支持各國應對危機。

 

在當代歷史上,這是東亞國家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中國是一個值得歡迎、值得信賴的有益夥伴。至於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在東南亞的存在感就更是日益明顯。

 

然而,與此同時,亞洲金融危機也使大量外國資本撤出東南亞,改而轉往珠江三角洲地區。由此而來的是,不少東南亞國家的領袖又把中國吸引外資的能力視為威脅,對中國快速發展的恐懼感也影響著他們看待中國的視角。

 

在西方輿論的誤導下,他們一方面抱怨中國搶走了他們的外來投資,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故意地予以懷疑。在這種自相矛盾心態的影響下,「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同時存在,導致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政策長期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

 

如何看待中國發展?如何去適應中國的發展?這兩個問題一直是東南亞國家倍感糾結和困擾的問題,也是我一直觀察和思考的主線。從東南亞各國的角度看,這些國家的精英階層大多都在歐美國家接受過訓練,其政治思維基本上都受到西方政治體系的塑造,他們習慣了歐美經濟的發展模式,不假思索地認為這就是唯一最先進、最成熟的。

 

因此,中國經濟異軍突起的時候,他們首先是感到很陌生,繼而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是一個短暫的、非常規的事態。再加上受到西方國家主流輿論的誤導,東南亞國家在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時,基本上都懷著似近實遠、欲迎還拒的心理。

 

按道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瞭解應該多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觀察應該更接近事實,但奇怪的是,不用說在東南亞地區,即使在整個東亞,沒有一位政治領袖能夠用歷史的眼光和亞洲人的視角,對中國的發展現狀及其前景進行由表及裡、由內而外的雙向透視。

 

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東南亞國家對西方的瞭解要遠遠多於對中國的瞭解,對西方文明的興趣要遠遠大於對中華文明的興趣,所以也就不可能從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脈絡中,尋找到當代中國迅速和持續崛起所依賴的文化因素。我始終認為,經濟崛起是表像,民族特性是根本。若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和民族特性,當然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的現狀,更不能準確判斷中國的未來。

 

我曾在一篇專欄文章裡這樣說,雖然中國的崛起得益於很多有利因素,但在根本上卻是一種文化現象。文化是一套價值觀,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性格,是代代相傳的基因。當代世界的主流觀點是「制度決定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如何,要看它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二戰之後,實行民主選舉制度的歐美國家,以事實證明了這個論斷,並且推而廣之,使之成為世界範圍內的共識。但是,自從中國經濟開始崛起之後,很多人又開始思考這一論斷是否忽視了其他的可能性。

 

中國的政治制度曾經被西方社會視為失敗的,但事實是,中國不僅取得了成功,而且其成功還在持續之中。這又如何解釋?我不反對「制度決定論」,但同樣不反對「文化決定論」。在更大程度上,制度和文化同時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

 

中國的政治制度被西方過度妖魔化,但是,它所具有的優越性,包括決策效率和社會動員能力,是西方體制所無法比擬的;中國的文化也曾被批評是守舊的、沒有創新能力,但中國的文化基因裡有幾個突出的特徵卻是西方人所缺乏的,那就是吃苦耐勞、甘願犧牲、出人頭地。

 

直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所有現成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無法解釋中國持續快速增長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理論忽略了文化因素。由此可見,純粹的經濟學理論不一定能解釋所有經濟現象,就如同純粹的政治學理論也不能解釋所有的政治現象一樣。

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圖/翻攝自YouTube)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Y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3.6 我所感悟的中國與世界

 

直到2010年初離開聯合早報,我整整寫了十年的評論專欄《紙上風雲》。公司從節約成本考慮,有一個規定,凡是執行級高級職員,為公司所做的任何額外工作,都屬於應盡的義務。我有時候很無聊地想,以稿費標準的中位數粗略計算,每星期寫一篇專欄文章,十年下來就有500多篇,相當於我為聯合早報節省了十幾萬新元(約新台幣231萬元)的稿費。

 

說實話,對於大多數作者而言,給報紙寫稿的初衷並非是為了賺取稿費,而純粹是為了借用這個平臺來獲得自我表達的滿足感。一般而論,懷著這種動機寫作,作者的自我要求都比較高,雖然文章的品質因人而異,但總體感覺就是比較純粹。

 

畢竟,寫文章是一個涉及靈魂的事情,賣文為生也要講人格。至於是否有反例,把寫文章當作一門生意來操作?我覺得是有的。比如在香港,據說就有幾個寫手,為了賺取稿費,願意迎合不同報紙的不同立場和理念,坦然地做到「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我在聯合早報的十多年時間裡,正是中國社會發生巨變的重要時期。這種變化使外部世界在期待與懷疑中做出了一系列反應,而外部世界的反應也對中國社會的變遷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在新加坡的最初兩年,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在經濟上,我還感覺不到大陸在東南亞的明顯存在。比如在文化上,臺灣和香港的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幾代華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甚至塑造了他們的欣賞習慣;在經濟上,來自歐美日的資本和產品佔據壓倒性地位。

 

中國的崛起

 

至於中國,亦是如此。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視野同樣聚焦於西方發達國家,對東南亞未予重視,也不甚瞭解。而從涉及大陸、香港、臺灣的新聞報導看,這一點就顯得更加明顯。雖然中國和東南亞互為近鄰,但彼此之間沒有多少利益交織,貿易、投資和其他經濟領域的合作都是零打碎敲。

 

但是,此後有兩件大事開始逐漸改變這種狀況。一是1997年的香港回歸,使整個東南亞真切感受到一個嶄新時代噴薄而出的震撼;二是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不只堅持不讓人民幣貶值,使東亞各國免受新一波災難,而且更以慷慨的援助支持各國應對危機。

 

在當代歷史上,這是東亞國家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中國是一個值得歡迎、值得信賴的有益夥伴。至於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在東南亞的存在感就更是日益明顯。

 

然而,與此同時,亞洲金融危機也使大量外國資本撤出東南亞,改而轉往珠江三角洲地區。由此而來的是,不少東南亞國家的領袖又把中國吸引外資的能力視為威脅,對中國快速發展的恐懼感也影響著他們看待中國的視角。

 

在西方輿論的誤導下,他們一方面抱怨中國搶走了他們的外來投資,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故意地予以懷疑。在這種自相矛盾心態的影響下,「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同時存在,導致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政策長期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

 

如何看待中國發展?如何去適應中國的發展?這兩個問題一直是東南亞國家倍感糾結和困擾的問題,也是我一直觀察和思考的主線。從東南亞各國的角度看,這些國家的精英階層大多都在歐美國家接受過訓練,其政治思維基本上都受到西方政治體系的塑造,他們習慣了歐美經濟的發展模式,不假思索地認為這就是唯一最先進、最成熟的。

 

因此,中國經濟異軍突起的時候,他們首先是感到很陌生,繼而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是一個短暫的、非常規的事態。再加上受到西方國家主流輿論的誤導,東南亞國家在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時,基本上都懷著似近實遠、欲迎還拒的心理。

 

按道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瞭解應該多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觀察應該更接近事實,但奇怪的是,不用說在東南亞地區,即使在整個東亞,沒有一位政治領袖能夠用歷史的眼光和亞洲人的視角,對中國的發展現狀及其前景進行由表及裡、由內而外的雙向透視。

 

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東南亞國家對西方的瞭解要遠遠多於對中國的瞭解,對西方文明的興趣要遠遠大於對中華文明的興趣,所以也就不可能從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脈絡中,尋找到當代中國迅速和持續崛起所依賴的文化因素。我始終認為,經濟崛起是表像,民族特性是根本。若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和民族特性,當然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的現狀,更不能準確判斷中國的未來。

 

我曾在一篇專欄文章裡這樣說,雖然中國的崛起得益於很多有利因素,但在根本上卻是一種文化現象。文化是一套價值觀,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性格,是代代相傳的基因。當代世界的主流觀點是「制度決定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如何,要看它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二戰之後,實行民主選舉制度的歐美國家,以事實證明了這個論斷,並且推而廣之,使之成為世界範圍內的共識。但是,自從中國經濟開始崛起之後,很多人又開始思考這一論斷是否忽視了其他的可能性。

 

中國的政治制度曾經被西方社會視為失敗的,但事實是,中國不僅取得了成功,而且其成功還在持續之中。這又如何解釋?我不反對「制度決定論」,但同樣不反對「文化決定論」。在更大程度上,制度和文化同時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

 

中國的政治制度被西方過度妖魔化,但是,它所具有的優越性,包括決策效率和社會動員能力,是西方體制所無法比擬的;中國的文化也曾被批評是守舊的、沒有創新能力,但中國的文化基因裡有幾個突出的特徵卻是西方人所缺乏的,那就是吃苦耐勞、甘願犧牲、出人頭地。

 

直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所有現成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無法解釋中國持續快速增長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理論忽略了文化因素。由此可見,純粹的經濟學理論不一定能解釋所有經濟現象,就如同純粹的政治學理論也不能解釋所有的政治現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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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默斯的睿智

相比於亞洲政治領袖對中國發展所抱持的各種疑慮和庸人自擾的心理,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就顯得深具洞察力。他說過一句話,令我對其敏銳的觀察和判斷深感敬佩。他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上只發生了兩件事」,一是柏林牆坍塌,二是中國崛起

 

這一看似武斷的結論,實際上是把當今世界發生巨變的因果關係濃縮到了極致,既有歷史學家「不畏浮雲遮望眼」的眼光,又有哲學家冷靜思辨的睿智。

 

2007年3月,聯合早報舉辦一個公開論壇,由派駐大陸、香港和臺灣的記者介紹大中華地區的最新發展事態,聽眾是新加坡政界、學術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代表。我也作為主講者參加了這次論壇,就中國的發展現狀、趨勢和戰略,做了幾十分鐘的簡短演講,題目是《中國崛起與外部挑戰》。下面的文字是我那次演講的文字筆錄,集中代表了我在那十年時間裡觀察、思考和評論中國現狀與前景的主要心得體會,當然也可以作為我在那幾年裡感受中國與世界的心路歷程——

 

我首先要介紹一個人,叫薩默斯。薩默斯是傑出的經濟學家,在柯林頓執政時期當財政部長,後來回到哈佛大學擔任校長。有人說,假若薩默斯不進入柯林頓政府的團隊,他可能早就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薩默斯說話很直率,說了一些政治不正確的話,經常引起爭議。2016年6月,他說男性和女性的智力是有區別的,比如女性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就不如男性。這句話在哈佛大學引起軒然大波,女性教授們做出了極其強烈的反應。在壓力之下,他只好辭去了校長的職務。政治上不正確的話,並不代表科學上也不正確。所以,他的辭職並不代表承認錯誤。

 

我記得他還說過好多很有見地的話。其中有一句,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但在西方輿論看來可能還是「政治不正確」。他是這麼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上只發生兩件事,一是柏林牆的倒塌,二是中國的崛起。我下面的演講就是要支持這個觀點。

 

柏林牆倒塌意味著冷戰結束,這是沒有異議的,但說得還不完整。我要補充一句,那就是,它標誌著美國從此成為唯一的超級強國。這個事實迄今為止還沒有結束,因為柏林牆倒塌的影響依然在持續。

 

那麼,中國是否在崛起?薩默斯一個人說了不算,中國人自己說也不算,關鍵還要看事實,而且還要看大家是否能感覺到中國的崛起。那大家的感覺是什麼呢?。

 

七國集團,各位都知道是怎麼回事。我曾經多次採訪七國集團峰會,對它的分量還是比較瞭解的。只要比較一下就更清楚了。簡單地說,七國集團雖然不是聯合國安理會,但卻勝似聯合國安理會。為什麼?因為它們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主導著整個世界的經濟,包括貨幣政策和能源政策。憑什麼?當然是憑實力。

 

中國的異軍突起

 

可是,現在不同了,因為世界經濟中出現了一個不速之客,那就是中國。2003年,七國集團在杜哈舉行半年一次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中國副財長和副行長首次應邀列席。這是不尋常的事情。俄羅斯是八國集團成員,但一直沒有資格出席財長會議;而中國不是成員國,卻反而被邀出席;七國集團不只討論自己的事情,而且還把人民幣作為主要話題。這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七國集團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關起門來密謀世界經貿事務。為什麼不能?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的主角之一。主角不上臺,戲就唱不起來。實際上,最近幾年,在七國集團或者八國集團會議上,中國可謂是喧賓奪主,其他七國好像也樂見如此。

 

再舉幾個例子,看看外部世界是否承認中國在崛起。

 

第一,最近這些年,歐盟和美國對中國貿易都出現了巨額逆差,但它們不願意或者不能對自身的經濟結構進行改革,反而把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希望,都寄託在人民幣的升值之上。

 

第二,中美和中歐的貿易越來越多,很多人都說這不是什麼好事,沒有錯。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事實本身就能證明中國在崛起。在全世界,有實力、有能力與歐美發生貿易摩擦的國家是不多的,過去只有日本而已,中國現在已經取代了日本。

 

第三是外部世界對待中國的態度。任何一個國家,不論如何討厭和瞧不起中國,不論是否希望中國強大,但為了自身的利益,它們都要避免得罪中國,都要與中國保持接觸,至少在表面上要顯得恭敬一點。畏中有敬,敬中有畏,這是面對一個勢力快速增長的強國時,一般人都會有的心態。

 

崛起之勢不容小覷

 

除了外部世界的反應,我認為中國崛起之勢大致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第四大經濟體,僅在美、日、德之後,而這個次序很快就要改變;世界第三大貿易體、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對東亞和世界經濟的引擎作用日益明顯;發展潛力和方向一直是全球關注的焦點。

 

由於時間有限,這些問題不能詳述,但最後一點值得強調一下。當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被全世界所關注時,那就意味著相互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利益關係,彼此的前途已經繫在一起。我們不要忽視這一點,因為其中的含義非同小可。

 

第二,中國在全球的戰略佈局正在形成。首先是周邊地區的傳統威脅大多已經化解。看一下中國地圖,從北到西再到南,就知道中國的安全感空前增強。其次是在全球戰略上,中國可以拿來運用的手段越來越多,能夠有效牽制戰略對手的對華政策,包括安全的、經濟的和外交的。再次是中國已開始參與主導國際事務,甚至參與主導全球事務的日程。這樣的例子近年來有很多,包括在聯合國和世貿組織之內,不能一一列舉。

 

我聽到有些人說感受不到中國的崛起,這只能怪自己太麻木。事實上,中國崛起的影響所及,不只是改變了世界的現狀,而且更改變了歷史的面貌。

 

第一,葡萄牙探險家達伽馬在1498年繞過非洲好望角抵達印度,開創了歐洲文明主宰世界命運的歷史。500年之後的今天,隨著中國的崛起,附在實力之上的中華文明也在覺醒和復興,雖然現在影響力依然較弱,但它的復蘇,畢竟終結了歐洲文明唱獨角戲的歷史。

第二,西方國家過去一直不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因為其政治體制和經濟模式都是異類,但沒有想到的是,這個不倫不類的模式到現在為止還是成功的。保守一點說,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打破了世界上只有一種成功模式的歷史。

第三,對中國崛起這個現象,世界上所有現成的理論都不能進行完整的解釋。也就是說,中國的崛起使原有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局限性都暴露出來。

 

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將面對各種顯性和隱性的挑戰。由於我演講的題目是《中國崛起與外部挑戰》,裡面只有「外部挑戰」,那我只談外部挑戰,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我故意不談中國的內部挑戰。

 

中國的外部挑戰有很多,朝鮮半島局勢、與美國的各種摩擦、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還有潛在的非傳統威脅,包括恐怖襲擊、金融危機、能源危機、大規模疫情以及其他不可預知的突發事件,等等。但是,我的觀點是,這些外部挑戰都是可以控制的,因為中國本身和國際社會都有一套應急和反應機制,並且正在健全之中。雖然中國不可能完全避開這些挑戰的負面影響,但不會被這些挑戰所壓倒。

 

當北韓核危機顯得很嚴峻的時候,有人就非常驚慌,好像中國就要被北韓給連累死。我說不可能,因為,雖然中國難以獨自消除這個危機,但還是有能力控制危機的。至於全球性的金融動盪,當然很可怕,但也不會顛覆中國的基本發展趨勢。

 

任何國家不管大小,不管是沉淪還是崛起,都會有很多外部挑戰,這是生存環境的常態。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遇到這些問題是家常便飯,無需為此傾全國之力,更不會因此而導致國本動搖。

 

因此,我的看法是,儘管所有這些挑戰都有可能分散中國的資源、精力和注意力,甚至有可能使發展速度減緩,但卻不可能發生長期的、全域性影響,不可能使崛起進程發生大倒退、大逆轉。

 

我擔心的是另外一種挑戰。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裡,考驗中國的是如何避免大規模戰爭,因為大規模戰爭才是無法控制的外部挑戰。不用說還在崛起過程中的中國,就連美國這樣的超級強國,都無法控制伊拉克戰爭這個中等規模的戰爭。我為什麼把這個問題看得如此嚴重?因為大規模戰爭將會斷送中國崛起的前程。這裡面有兩個重點。

 

第一,當前的國際秩序雖然不盡如人意,但卻是數百年來對中國最為有利的。所謂大規模戰爭,實際上就是強國之間的戰爭,這樣的戰爭會徹底改變現有的秩序。中國不能阻止其他強國之間發生戰爭,但卻必須避免主動和直接捲入。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因勢利導,最大限度地利用國際秩序,才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運。

 

第二,歷史上所有帝國的衰敗史都證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大規模戰爭是強國覆滅之路。奧匈帝國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埋葬;德意志帝國在兩次大戰之後被兩次肢解;大英帝國捲入兩次大戰,結果是喪失元氣,一日不如一日;沙俄帝國在第一次大戰中滅亡,列寧在此後創建的蘇聯帝國也在冷戰中徹底瓦解,雖然兵不血刃,但其破壞性絕不亞於熱戰;而日本帝國在二戰後更是一蹶不振,雖然後來在美國的支持下塑造了經濟神話,但再也不是真正的強國。

 

有人可能要反問:美國直接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為什麼沒有衰落,反而越來越強?下面就是我要說的原因。

 

美國兩次都參戰了,沒有錯,但是,兩次大戰爆發之後,美國都是長期置身事外,一方面隔岸觀火;另一方面向歐洲輸送武器,大發戰爭財。當參戰國差不多精疲力竭的時候,或者出於迫不得已,美國才決心參戰。

 

第一次大戰1914年爆發,1918年結束,美國在1917年12月才正式參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年爆發,美國在1942年夏天才開始向英國輸送部隊,準備加入歐洲戰場,而法國那時已經淪陷三四年,德國和蘇聯也已交戰三年;至於對日宣戰,更是迫不得已。

 

因此,從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中,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強國,不只是意味著有能力打贏一場大規模戰爭,而且更意味著有智慧避免大規模戰爭。

 

那麼,中國能否避免大規模戰爭?我認為至少必須具備下面兩個條件。

 

首先,不尋求戰爭不等於就能夠避免戰爭,因為戰爭會找上門來。因此,避免大規模戰爭的最可靠保障之一,就是首先具備打贏一場大規模戰爭的能力。可以預料的是,中國今後還將頂著各種「威脅論」的壓力和干擾,繼續大幅度提升軍事威懾力,包括發展「衛星殺手」之類的高尖端戰略性武器。

 

其次,避免大規模戰爭的最可靠保障之二,就是避免與最強大的國家發生正面衝突,而應該與它進行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維護符合雙方利益的國際秩序。中國從未主動管理過世界秩序,所以其外交思想和外交理念面臨著自我調整、自我創新的艱巨任務。

 

在結束演講之前,我做一個小總結:中國崛起是一個過程,不是結局。在這個過程中,世界舞臺依然由西方文明占主導地位,但中國將是不可替代的主角之一。雖然21世紀不可能為中國所獨有,但中國應當可以與美國一起共同主導和分享。

 

那次演講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在這十年裡,中國經歷了各種天災人禍,經歷了各種外來的干擾和遏制,但其走向強盛的步伐一直沒有停頓過。中國持續崛起的進程,不僅僅表現在它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而且更體現在其追求強國目標的進程再也不能被任何一種外在的力量所阻止。對東亞周邊國家來說,只有正視這一事實,才能避免其對華政策陷入盲區。可以這麼說,中國好不容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它可以不惜其他任何代價、不排除使用任何手段,去克服任何有可能導致其前功盡棄的內外挑戰。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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