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妓女也有自己的博物館!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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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妓女也有自己的博物館!
2019-07-08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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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的「妓女博物館」取名為′紅燈區的秘密。(圖/作者劉敦仁攝)

 

作者/劉敦仁

1986年,溫哥華舉辦世界博覽會,一座原本清靜樸素的城市,突然被世界各地蜂擁而至的遊客攪得不勝紛亂,我和妻子於是帶了兩個還未成年的孩子到歐洲旅行了兩個月,其中包括了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這座歐洲的港口是世界著名的鑽石集散地,也是聞名全球藝術家藍布倫(Rambrandt)和梵谷(Van Gogh)作品的精華所在。當然更令遊客爽心悅目的是它那些縱橫交錯的運河,與義大利的威尼斯都似鬼斧神工般美妙絕倫。

 

有天晚上我們一家人從臨近火車站漫步欣賞海港城市的夜景,只見運河旁人山人海,旅客們捧著照相機朝著同一個方向拍攝。我佇足向那一排房舍望去,只見二樓如同百貨公司的櫥窗,一排只能容納一人的小格子裡,都坐著一個模特兒模樣的女人。再仔細一看,每格櫥窗裡的女性都穿著暴露,隔著玻璃窗,向街邊駐足的路人作出不同的猥褻姿態。

 

原來我們無意間走入當地著名的「紅燈區」。因為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同行,我和妻子立即帶著孩子離開那個無法用言語解釋的地方。

 

時隔三十多年,我和妻子到歐洲旅遊,其中安排到阿姆斯特丹重溫荷蘭藝術家藍布倫及梵谷的不朽作品。在旅遊資訊中瞭解到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在2000年立法使妓女的性服務,如同其他正當職業一樣能遵守法規,成為合法經營行業。到了2007年政府對該職業進一步規範,打擊一切對妓女的非法組織,令妓女得到充分的發言權,並受到社會的尊重。

 

既然有了權利,也就必須要善盡社會義務,包括要對那個為展示自己胴體的櫥窗支付租金,而且要向稅務機構繳納所得稅。於此同時,法律規定社會上對於這些出賣靈肉的性服務者,應該給予諸多保護,如不允許對櫥窗裡的女性拍照,以及光顧青樓風流客的行為等等,都有法律的嚴格約束。

 

紅燈區的櫥窗格子於與十年前沒有兩樣,門首的紅燈及黃燈也一如既往默默地陪伴著這些性服務者。

 

在資料中我發現,有一座名為「紅燈區的秘密」的妓女博物館,這個自有人類以來即已存在的最原始、對女性最不尊重的行業,竟然在荷蘭擁有自己的博物館,引起了我極大的好奇。

 

妓女博物館是當地政府立案的公開展覽場所,而且是旅遊景點之一,旅客參觀高峰期的入場券價格要十五歐元(約新台幣525元),而從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所謂的淡期入場券只要十個歐元(約新台幣350元)。只為了探秘,所以我選擇了中午的參觀時間段。

 

參觀藝術博物館給參觀者提供的是心靈的美感,然而參觀這所妓女博物館,在東方人的眼裡,不如稱為妓女辛酸史的展出。一進入那低矮的展覽室裡,立即有一種無法形容的壓抑感湧上心頭。

 

但它給予參觀者的是這個自古以來即已存在的古老職業的必然性。

一座呼籲全球尊重性服務提供者的雕像就豎立在紅燈區內。(圖/由作者劉敦仁攝)

阿姆斯特丹是個海港,自十六世紀以來,紅燈區即已應運而生。當然在歷史的演變中,從事這份職業的女性也有過起伏跌宕的命運。

 

也許很少人知道,在聖經的創世紀中,就曾記載著阿伯拉罕的孫子猶大付錢召妓的劣跡,諷刺的是,他玩弄的妓女竟然是自己的兒媳婦塔瑪爾。

 

在參觀時還見到三位青春期的外國少女,在購買紀念品商店裡戴上有性感意義的兔子耳朵,以妓女博物館為背景合照留念,反映出西方社會對妓女持更為開放的態度。

 

從博物館裡展出的妓女提供性服務的一些陳設, 包括一間展室擺設著進行暴力性行為的各種器材等資料,可見性服務的行業中充滿了對妓女生命的威脅及心酸血淚。

 

參觀者在進入博物館時,可以選擇不同語言的語音解譯器,在每間展室的牆上都設置了紅色的數碼,參觀者需要聽解釋詞,就只要將語音解譯器牆上的數碼感應一下,即可聽到對該展覽室的解說。這樣就需要四十五分鐘的參觀時間,才能詳盡地瞭解整個博物館的內容。但我在該博物館中參觀時,因為有一種說不出的窒息感,於是只用了二十分鐘就離開了那座對誰都會產生好奇的妓女博物館。

 

在回到酒店途中,一方面為荷蘭政府對從事性服務的女性提供法律保護的措施感到敬佩,另一方面也為從事性服務的女性因有法律保護而能在社會中解決自己的生存感到慶幸。但我的思維也一瞬間回到六十年前的臺北。

 

1950年跟隨父親逃難到臺灣,蟄居在臺北的大雜院裡,是一段非常難以忘懷的經歷。位在萬華區桂林路132號的大雜院,是屬於財政部物資局自日本人手裡接收的財產。我從沒有去深入瞭解過那棟日本式的大雜院,從它的規模以及建築的木質材料去分析,應該是屬於日據時代的重要部門。

 

離我家住所不遠處就是當時臺北聞名的風化區「寶斗里」,當地人稱之為「紅燈區」。說得不好聽也就是萬華區的私娼寮。

 

我那時正在初中求學,剛搬到那裡不知道與私娼為鄰,時間一久,有意無意間在心靈上產生了無法形容的自卑感。

 

因少年時代好奇心的驅使,我曾在傍晚時偷偷地去到「寶斗里」一探究竟。只見到一排矮小的民屋,門旁裝有一盞燈,有的是綠色,有的是紅色。門首有徐娘半老的女人,儘管塗著濃濃的粉脂和唇膏,並不能掩飾她們在歲月中流失的青春。

 

當然那時候我對那些倚門賣笑女人的職業一知半解,只知道那是一種極其下賤的行業。

 

我家的隔鄰是一位周姓醫生的診所,每天上下課後都會經過,必定會見到三五個女人站在診所進口處嘰嘰喳喳喋喋不休。後來無意間從大人的閒言閒語中瞭解到,這些女人就是寶斗里的私娼。

 

那時候還沒有「避孕套」的供應,為了防止接嫖客時感染性病,私娼們每天下午到周醫生診所打針。寶斗里的旁邊,還有一棟二層樓的日式房子,是當地較具規模的酒家。因我家被分配到臨街的房間,所以每到夜幕低垂時,那棟二樓的酒家裡帶有濃重日本調的音樂,往往隨著風向飄到我們的住所。因為抗戰時期在上海遭受過日本人侵略殺戮的慘痛經歷,所以對酒家飄過來的日本音樂非常反感。

 

日子一久,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住家旁邊的紅燈區及酒家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也因此對這些出賣靈肉的女人產生幾分同情。時隔近五十年,當我再度到臺北探親訪友時,特地到少年時期生活過的地方去轉了一下,原來住的房子已經拆除掉,對面的酒家也已不復存在,私娼寮地區改建為夜市。那些曾經倚門賣笑的私娼如今何去何從已不得而知,但確定無疑的是,她們或因為人老珠黃而從了良,也或許已經離開人世。但這些都應當被認為是幸運的結局了。

 

因為妓女這一行業,幾乎在每個人的心目中是最不能見陽光的勾當,也是和社會上吸毒等行為相結合的病態。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也使我聯想起發生在加拿大溫哥華社區附近的一件駭人聽聞的碎屍案。一個養豬廠主人,先後將四十九個妓女在玩弄後予以殺害,再將屍體碾碎成肉末用來餵豬。這49個妓女的失蹤案件令警方更是頭疼萬分。

 

2007年終於在他準備殺害第五十個妓女,用來湊成五十個總數時,這個幸運的妓女設法逃脫了厄運,幫助警方破了案,兇犯如今仍然在獄中服刑。由於加拿大早已廢除了死刑,政府還要花用納稅人的錢來支付這個獄中兇犯的費用。

 

時至今日,妓女這行業繼續在世界各地蔓延。它不因為政治體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我周遊世界各地時,都會看到不幸女性為了生活而不惜出賣靈肉的悲哀;我曾在古巴的五星酒店門首看到這些人。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王府井原來的「臺灣飯店」門口,每到夜燈初上時,即有流鶯的出沒。馬德里在1980年時,最繁華的商業區馬路上,也有在光天化日下公開向過路人招攬生意的身影。

 

這些現象,後來舊地重遊時已經銷聲匿跡,不復存在。

 

在阿姆斯特丹瞭解到妓女的命運最終受到保護,我不禁突發奇想,是否能將這個人類最原始但也是最悲慘的行業作為資料,撰寫成博士論文,呼籲全球如聯合國機構的政治人物,攜手共同討論為爭取妓女性服務行業的合法化,似乎這要比他們整天為戰爭叫囂來得更切合實際。

(2019年7月1日 完稿於郵輪航程中)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正在撰寫外交耆宿劉師舜的傳記。

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的「妓女博物館」取名為′紅燈區的秘密。(圖/作者劉敦仁攝)

 

作者/劉敦仁

1986年,溫哥華舉辦世界博覽會,一座原本清靜樸素的城市,突然被世界各地蜂擁而至的遊客攪得不勝紛亂,我和妻子於是帶了兩個還未成年的孩子到歐洲旅行了兩個月,其中包括了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這座歐洲的港口是世界著名的鑽石集散地,也是聞名全球藝術家藍布倫(Rambrandt)和梵谷(Van Gogh)作品的精華所在。當然更令遊客爽心悅目的是它那些縱橫交錯的運河,與義大利的威尼斯都似鬼斧神工般美妙絕倫。

 

有天晚上我們一家人從臨近火車站漫步欣賞海港城市的夜景,只見運河旁人山人海,旅客們捧著照相機朝著同一個方向拍攝。我佇足向那一排房舍望去,只見二樓如同百貨公司的櫥窗,一排只能容納一人的小格子裡,都坐著一個模特兒模樣的女人。再仔細一看,每格櫥窗裡的女性都穿著暴露,隔著玻璃窗,向街邊駐足的路人作出不同的猥褻姿態。

 

原來我們無意間走入當地著名的「紅燈區」。因為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同行,我和妻子立即帶著孩子離開那個無法用言語解釋的地方。

 

時隔三十多年,我和妻子到歐洲旅遊,其中安排到阿姆斯特丹重溫荷蘭藝術家藍布倫及梵谷的不朽作品。在旅遊資訊中瞭解到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在2000年立法使妓女的性服務,如同其他正當職業一樣能遵守法規,成為合法經營行業。到了2007年政府對該職業進一步規範,打擊一切對妓女的非法組織,令妓女得到充分的發言權,並受到社會的尊重。

 

既然有了權利,也就必須要善盡社會義務,包括要對那個為展示自己胴體的櫥窗支付租金,而且要向稅務機構繳納所得稅。於此同時,法律規定社會上對於這些出賣靈肉的性服務者,應該給予諸多保護,如不允許對櫥窗裡的女性拍照,以及光顧青樓風流客的行為等等,都有法律的嚴格約束。

 

紅燈區的櫥窗格子於與十年前沒有兩樣,門首的紅燈及黃燈也一如既往默默地陪伴著這些性服務者。

 

在資料中我發現,有一座名為「紅燈區的秘密」的妓女博物館,這個自有人類以來即已存在的最原始、對女性最不尊重的行業,竟然在荷蘭擁有自己的博物館,引起了我極大的好奇。

 

妓女博物館是當地政府立案的公開展覽場所,而且是旅遊景點之一,旅客參觀高峰期的入場券價格要十五歐元(約新台幣525元),而從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所謂的淡期入場券只要十個歐元(約新台幣350元)。只為了探秘,所以我選擇了中午的參觀時間段。

 

參觀藝術博物館給參觀者提供的是心靈的美感,然而參觀這所妓女博物館,在東方人的眼裡,不如稱為妓女辛酸史的展出。一進入那低矮的展覽室裡,立即有一種無法形容的壓抑感湧上心頭。

 

但它給予參觀者的是這個自古以來即已存在的古老職業的必然性。

一座呼籲全球尊重性服務提供者的雕像就豎立在紅燈區內。(圖/由作者劉敦仁攝)

阿姆斯特丹是個海港,自十六世紀以來,紅燈區即已應運而生。當然在歷史的演變中,從事這份職業的女性也有過起伏跌宕的命運。

 

也許很少人知道,在聖經的創世紀中,就曾記載著阿伯拉罕的孫子猶大付錢召妓的劣跡,諷刺的是,他玩弄的妓女竟然是自己的兒媳婦塔瑪爾。

 

在參觀時還見到三位青春期的外國少女,在購買紀念品商店裡戴上有性感意義的兔子耳朵,以妓女博物館為背景合照留念,反映出西方社會對妓女持更為開放的態度。

 

從博物館裡展出的妓女提供性服務的一些陳設, 包括一間展室擺設著進行暴力性行為的各種器材等資料,可見性服務的行業中充滿了對妓女生命的威脅及心酸血淚。

 

參觀者在進入博物館時,可以選擇不同語言的語音解譯器,在每間展室的牆上都設置了紅色的數碼,參觀者需要聽解釋詞,就只要將語音解譯器牆上的數碼感應一下,即可聽到對該展覽室的解說。這樣就需要四十五分鐘的參觀時間,才能詳盡地瞭解整個博物館的內容。但我在該博物館中參觀時,因為有一種說不出的窒息感,於是只用了二十分鐘就離開了那座對誰都會產生好奇的妓女博物館。

 

在回到酒店途中,一方面為荷蘭政府對從事性服務的女性提供法律保護的措施感到敬佩,另一方面也為從事性服務的女性因有法律保護而能在社會中解決自己的生存感到慶幸。但我的思維也一瞬間回到六十年前的臺北。

 

1950年跟隨父親逃難到臺灣,蟄居在臺北的大雜院裡,是一段非常難以忘懷的經歷。位在萬華區桂林路132號的大雜院,是屬於財政部物資局自日本人手裡接收的財產。我從沒有去深入瞭解過那棟日本式的大雜院,從它的規模以及建築的木質材料去分析,應該是屬於日據時代的重要部門。

 

離我家住所不遠處就是當時臺北聞名的風化區「寶斗里」,當地人稱之為「紅燈區」。說得不好聽也就是萬華區的私娼寮。

 

我那時正在初中求學,剛搬到那裡不知道與私娼為鄰,時間一久,有意無意間在心靈上產生了無法形容的自卑感。

 

因少年時代好奇心的驅使,我曾在傍晚時偷偷地去到「寶斗里」一探究竟。只見到一排矮小的民屋,門旁裝有一盞燈,有的是綠色,有的是紅色。門首有徐娘半老的女人,儘管塗著濃濃的粉脂和唇膏,並不能掩飾她們在歲月中流失的青春。

 

當然那時候我對那些倚門賣笑女人的職業一知半解,只知道那是一種極其下賤的行業。

 

我家的隔鄰是一位周姓醫生的診所,每天上下課後都會經過,必定會見到三五個女人站在診所進口處嘰嘰喳喳喋喋不休。後來無意間從大人的閒言閒語中瞭解到,這些女人就是寶斗里的私娼。

 

那時候還沒有「避孕套」的供應,為了防止接嫖客時感染性病,私娼們每天下午到周醫生診所打針。寶斗里的旁邊,還有一棟二層樓的日式房子,是當地較具規模的酒家。因我家被分配到臨街的房間,所以每到夜幕低垂時,那棟二樓的酒家裡帶有濃重日本調的音樂,往往隨著風向飄到我們的住所。因為抗戰時期在上海遭受過日本人侵略殺戮的慘痛經歷,所以對酒家飄過來的日本音樂非常反感。

 

日子一久,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住家旁邊的紅燈區及酒家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也因此對這些出賣靈肉的女人產生幾分同情。時隔近五十年,當我再度到臺北探親訪友時,特地到少年時期生活過的地方去轉了一下,原來住的房子已經拆除掉,對面的酒家也已不復存在,私娼寮地區改建為夜市。那些曾經倚門賣笑的私娼如今何去何從已不得而知,但確定無疑的是,她們或因為人老珠黃而從了良,也或許已經離開人世。但這些都應當被認為是幸運的結局了。

 

因為妓女這一行業,幾乎在每個人的心目中是最不能見陽光的勾當,也是和社會上吸毒等行為相結合的病態。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也使我聯想起發生在加拿大溫哥華社區附近的一件駭人聽聞的碎屍案。一個養豬廠主人,先後將四十九個妓女在玩弄後予以殺害,再將屍體碾碎成肉末用來餵豬。這49個妓女的失蹤案件令警方更是頭疼萬分。

 

2007年終於在他準備殺害第五十個妓女,用來湊成五十個總數時,這個幸運的妓女設法逃脫了厄運,幫助警方破了案,兇犯如今仍然在獄中服刑。由於加拿大早已廢除了死刑,政府還要花用納稅人的錢來支付這個獄中兇犯的費用。

 

時至今日,妓女這行業繼續在世界各地蔓延。它不因為政治體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我周遊世界各地時,都會看到不幸女性為了生活而不惜出賣靈肉的悲哀;我曾在古巴的五星酒店門首看到這些人。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王府井原來的「臺灣飯店」門口,每到夜燈初上時,即有流鶯的出沒。馬德里在1980年時,最繁華的商業區馬路上,也有在光天化日下公開向過路人招攬生意的身影。

 

這些現象,後來舊地重遊時已經銷聲匿跡,不復存在。

 

在阿姆斯特丹瞭解到妓女的命運最終受到保護,我不禁突發奇想,是否能將這個人類最原始但也是最悲慘的行業作為資料,撰寫成博士論文,呼籲全球如聯合國機構的政治人物,攜手共同討論為爭取妓女性服務行業的合法化,似乎這要比他們整天為戰爭叫囂來得更切合實際。

(2019年7月1日 完稿於郵輪航程中)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正在撰寫外交耆宿劉師舜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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