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一)我們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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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一)我們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
2019-06-10 09: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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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左)。(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6 我們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

 

歐共體的會議很多,若以「文山會海」形容之,一點都不過分。每隔半年,歐共體都要在輪值主席國舉行一次首腦會議,遇到緊急事務還要舉行特別首腦會議。各類部長級會議更是家常便飯,例如外交部長會議、內政部長會議、司法部長會議、農業部長會議、貿易部長會議、財政部長會議和環境部長會議等等,常年不斷,不可計數。至於其他級別的事務性會議,那就多得只能忽略不計。

 

每一次會議上,成員國之間幾乎都要發生爭論,無非都是爭權爭利。凡是攸關本國切身利害關係的會議,必定都是馬拉松式的,就像中國人通宵打麻將,輸贏之間,其樂無窮。有趣的是,各國代表最終達成共識的時候基本上都在淩晨。我說不出這裡面究竟有什麼原因,大概是因為在費時耗力的疲勞戰之後,他們的鬥志已經被消磨殆盡,最後各讓一步,收拾殘局。

 

作為媒體人,我每次採訪這樣的會議無疑也很興奮;但作為中國媒體人,我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歐共體為自己的事情爭得面紅耳赤,或者最終達成某項政策共識,這些與中國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去關注?我們為什麼要樂此不彼地去追蹤?我們每天發回的此類新聞,究竟是哪些人關心、有多少人關心?我很清楚,我的職責就是盯住每一個事件,寫好每一篇稿件。可是,在某個偶爾的瞬間,我也會產生困惑,哪怕是稍縱即逝的困惑。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實施了十年,一直把先進的歐洲作為學習和借鑒的樣板和努力接近的目標。但是,站在歐洲回望中國,視野中依然沒有中國的身影。我明顯感覺到,中國和歐共體不只是在地理上相隔千萬裡,而且在發展形態和發展方式上完全處在不同的平臺之上,各有專注,各忙各的,互不相干。

 

中國不會因為歐共體推出的一項政策而有所反應,反之亦然,歐共體也不會因為中國的某項重大政策而在行動上做出即時的反應。可以這麼形容,由於兩者之間沒有太多現實利益的交叉,所以任憑對方如何,我自無動於衷。

 

而從媒體的角度說,這種狀況使我們缺乏職業上的滿足感。一方面,我們每天兢兢業業地專注於歐共體的新聞事件,但這些事件與自己國家的現實不存在直接的關聯,結果也使得我們的新聞報導顯得無關痛癢;另一方面,我們報導了什麼以及如何報導的,歐共體也根本不在乎。

 

既然我的工作如此缺乏現實價值,那為何要萬里迢迢地來到此地?布魯塞爾被稱為歐洲的心臟,是世界政治和經濟舞臺的中心,但我們卻是孤獨的旁觀者,是可有可無的看客。由此而想起自己的國家,它在世界事務中無足輕重的處境,就是我們同樣顯得無足輕重的根本原因。當中國遠離世界舞臺中央的時候,中國的新聞媒體也就只能在邊緣上徘徊。

 

我每天都能感覺到身處舞臺邊緣的滋味。歐共體每日午間的記者會涉及所有方面的問題,包括歐共體內部事務以及與交易夥伴之間的關係,但極少涉及中國。日本是歐共體的主要交易夥伴,經常發生貿易爭端和摩擦,日本各大報紙幾乎每天都刊登記者從布魯塞爾發回的報導。至於韓國,它與歐共體的貿易關係也比較密切。

 

在記者會上,日本記者可以經常就日本政府和企業所關心的問題發問,韓國記者也是如此,唯獨中國記者很難找到提問的理由和必要性。在偶爾的情況下,若有中國官員造訪歐共體總部,我們都會感到興高采烈,但這樣的訪問幾乎沒有實質性內容,只可作為動態簡訊。在歐共體和中國之間,當什麼事都未發生的時候,中國記者的處境就如同做著無米之炊。試著想一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記者會上能問什麼?我們要替誰而問?我們為何要問?我們又能指望聽到怎樣的回答?

 

時隔二十多年,世事蒼茫如雲煙,過去的這些疑問到如今已變得不合時宜。中國不只是早已與歐盟以及整個世界融為一體,而且更從燈光暗淡的舞臺邊緣邁到了聚光燈下。在這個舞臺上,所有的劇情幾乎都與中國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牽連。無論中國是否願意,外部世界都不由自主地把它作為關注的焦點。中國再也不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再也不是孤獨無奈的看客。

 

但是,在中國和歐盟之間,彼此利益越是相關,中國越是要更多地認識對方。中國媒體不應該只是滿足於日常的新聞報導,而應該對現狀和前景做出權威性的解釋與判斷。只有當自己的發言權更獨特、更權威,中國媒體才能令人刮目相看,變得不可忽缺和不容低估。但是,以當前情形看,這樣的境界還沒有到來。中國媒體有關全球事務的報導,依然被動地跟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後面,它們獲取資訊的管道很少,有深度、有權威的分析與評論更是難得一見。

 

這裡面的原因有多種,既有媒體本身的原因,也有記者本身的原因。其一,中國主要媒體、特別是官方媒體的體制,對駐外記者無法起到激勵作用。這不是指物質上缺乏鼓勵,而是指駐外記者缺乏釋放能量的空間,沒有發揮獨創能力的自由。其具體表現包括,編輯部似乎不那麼熱衷於讓駐外記者挖掘獨家新聞,而記者主動挖掘的新聞有可能因為不符宣傳口徑而被「槍斃」。

 

其二,編輯部的審稿機制過於行政化和教條化,領導的意志就是審稿的標準,多年的慣例就是鐵律。結果,記者的個性和風格被抹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所謂的「新華體」、「人民體」和「央視體」,就是這麼形成的。

 

其三,由於編輯部體制的各種限制,駐外記者中足不出戶的「宅男」、「宅女」很多,他們只需待在辦公室,盯著網路和電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當地新聞,完成寫稿任務。記者不是不願意到新聞事件的現場,而是編輯部對稿件的要求和標準,使記者前往現場採訪顯得多此一舉。以我的經驗看,駐外記者應該盡可能地出現在現場,雖然耗時費力,有時候還要舟車勞頓,但只有置身於事件的現場,大腦和五官的功能才能真正啟動起來。對記者而言,置身現場一次,就是繼續成長一次。

(未完待續)

杜平(左)。(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6 我們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

 

歐共體的會議很多,若以「文山會海」形容之,一點都不過分。每隔半年,歐共體都要在輪值主席國舉行一次首腦會議,遇到緊急事務還要舉行特別首腦會議。各類部長級會議更是家常便飯,例如外交部長會議、內政部長會議、司法部長會議、農業部長會議、貿易部長會議、財政部長會議和環境部長會議等等,常年不斷,不可計數。至於其他級別的事務性會議,那就多得只能忽略不計。

 

每一次會議上,成員國之間幾乎都要發生爭論,無非都是爭權爭利。凡是攸關本國切身利害關係的會議,必定都是馬拉松式的,就像中國人通宵打麻將,輸贏之間,其樂無窮。有趣的是,各國代表最終達成共識的時候基本上都在淩晨。我說不出這裡面究竟有什麼原因,大概是因為在費時耗力的疲勞戰之後,他們的鬥志已經被消磨殆盡,最後各讓一步,收拾殘局。

 

作為媒體人,我每次採訪這樣的會議無疑也很興奮;但作為中國媒體人,我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歐共體為自己的事情爭得面紅耳赤,或者最終達成某項政策共識,這些與中國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去關注?我們為什麼要樂此不彼地去追蹤?我們每天發回的此類新聞,究竟是哪些人關心、有多少人關心?我很清楚,我的職責就是盯住每一個事件,寫好每一篇稿件。可是,在某個偶爾的瞬間,我也會產生困惑,哪怕是稍縱即逝的困惑。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實施了十年,一直把先進的歐洲作為學習和借鑒的樣板和努力接近的目標。但是,站在歐洲回望中國,視野中依然沒有中國的身影。我明顯感覺到,中國和歐共體不只是在地理上相隔千萬裡,而且在發展形態和發展方式上完全處在不同的平臺之上,各有專注,各忙各的,互不相干。

 

中國不會因為歐共體推出的一項政策而有所反應,反之亦然,歐共體也不會因為中國的某項重大政策而在行動上做出即時的反應。可以這麼形容,由於兩者之間沒有太多現實利益的交叉,所以任憑對方如何,我自無動於衷。

 

而從媒體的角度說,這種狀況使我們缺乏職業上的滿足感。一方面,我們每天兢兢業業地專注於歐共體的新聞事件,但這些事件與自己國家的現實不存在直接的關聯,結果也使得我們的新聞報導顯得無關痛癢;另一方面,我們報導了什麼以及如何報導的,歐共體也根本不在乎。

 

既然我的工作如此缺乏現實價值,那為何要萬里迢迢地來到此地?布魯塞爾被稱為歐洲的心臟,是世界政治和經濟舞臺的中心,但我們卻是孤獨的旁觀者,是可有可無的看客。由此而想起自己的國家,它在世界事務中無足輕重的處境,就是我們同樣顯得無足輕重的根本原因。當中國遠離世界舞臺中央的時候,中國的新聞媒體也就只能在邊緣上徘徊。

 

我每天都能感覺到身處舞臺邊緣的滋味。歐共體每日午間的記者會涉及所有方面的問題,包括歐共體內部事務以及與交易夥伴之間的關係,但極少涉及中國。日本是歐共體的主要交易夥伴,經常發生貿易爭端和摩擦,日本各大報紙幾乎每天都刊登記者從布魯塞爾發回的報導。至於韓國,它與歐共體的貿易關係也比較密切。

 

在記者會上,日本記者可以經常就日本政府和企業所關心的問題發問,韓國記者也是如此,唯獨中國記者很難找到提問的理由和必要性。在偶爾的情況下,若有中國官員造訪歐共體總部,我們都會感到興高采烈,但這樣的訪問幾乎沒有實質性內容,只可作為動態簡訊。在歐共體和中國之間,當什麼事都未發生的時候,中國記者的處境就如同做著無米之炊。試著想一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記者會上能問什麼?我們要替誰而問?我們為何要問?我們又能指望聽到怎樣的回答?

 

時隔二十多年,世事蒼茫如雲煙,過去的這些疑問到如今已變得不合時宜。中國不只是早已與歐盟以及整個世界融為一體,而且更從燈光暗淡的舞臺邊緣邁到了聚光燈下。在這個舞臺上,所有的劇情幾乎都與中國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牽連。無論中國是否願意,外部世界都不由自主地把它作為關注的焦點。中國再也不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再也不是孤獨無奈的看客。

 

但是,在中國和歐盟之間,彼此利益越是相關,中國越是要更多地認識對方。中國媒體不應該只是滿足於日常的新聞報導,而應該對現狀和前景做出權威性的解釋與判斷。只有當自己的發言權更獨特、更權威,中國媒體才能令人刮目相看,變得不可忽缺和不容低估。但是,以當前情形看,這樣的境界還沒有到來。中國媒體有關全球事務的報導,依然被動地跟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後面,它們獲取資訊的管道很少,有深度、有權威的分析與評論更是難得一見。

 

這裡面的原因有多種,既有媒體本身的原因,也有記者本身的原因。其一,中國主要媒體、特別是官方媒體的體制,對駐外記者無法起到激勵作用。這不是指物質上缺乏鼓勵,而是指駐外記者缺乏釋放能量的空間,沒有發揮獨創能力的自由。其具體表現包括,編輯部似乎不那麼熱衷於讓駐外記者挖掘獨家新聞,而記者主動挖掘的新聞有可能因為不符宣傳口徑而被「槍斃」。

 

其二,編輯部的審稿機制過於行政化和教條化,領導的意志就是審稿的標準,多年的慣例就是鐵律。結果,記者的個性和風格被抹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所謂的「新華體」、「人民體」和「央視體」,就是這麼形成的。

 

其三,由於編輯部體制的各種限制,駐外記者中足不出戶的「宅男」、「宅女」很多,他們只需待在辦公室,盯著網路和電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當地新聞,完成寫稿任務。記者不是不願意到新聞事件的現場,而是編輯部對稿件的要求和標準,使記者前往現場採訪顯得多此一舉。以我的經驗看,駐外記者應該盡可能地出現在現場,雖然耗時費力,有時候還要舟車勞頓,但只有置身於事件的現場,大腦和五官的功能才能真正啟動起來。對記者而言,置身現場一次,就是繼續成長一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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